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政府


锦州市依法行政考核实施办法

锦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


　　《锦州市依法行政考核实施办法》已经2010年6月17日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文权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锦州市依法行政考核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保障与促进锦州全面振兴和科学发展，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辽宁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依法行政考核，是指考核机关对考核对象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和《锦州市关于贯彻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的考查、评价和奖惩等活动。
　　第四条 市、县（市）区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考核具体工作由本级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依法行政考核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市政府负责考核县（市）区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县（市）区政府负责考核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本级政府部门。
　　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部门，由其上级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并充分听取当地政府的意见，考核结果抄告同级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行双重管理的部门，由所在地政府进行考核，并充分听取其上级管理部门的意见，考核结果抄告其上级管理部门。
　　上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政府依法行政考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依法行政考核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公众参与、统一组织、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七条 依法行政考核结果应当纳入政府、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第二章 依法行政考核的主要内容

　　第八条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一）明确行政决策权限，完善行政决策规则，规范行政决策程序；
　　（二）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采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及其他有效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三）建立并实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制度，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事先由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讨论、采纳论证意见或者建议情况应当有详实记录，作出行政决策的文件应当合法有效；
　　（四）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作出重大行政决策，由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或者部门的行政领导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集体决定应当有完善的工作程序，行政首长对经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承担主要责任；
　　（五）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评价制度，由确定的机构和人员定期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存在的问题，除依法保密的除外，应当公开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并保证公众的查阅权利；
　　（六）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对违法决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对有关行政首长和行政分管领导追究相应责任。
　　第九条 转变政府职能：
　　（一）依法界定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实现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二）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实行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三）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减少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行行政权力网上透明运行，扩大政府网上办公范围，建立电子监察网络，加强行政许可（审批）情况监察，提高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效率；
　　（四）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不断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对应急决策的事项范围、启动机制、程序、时限、公布形式等作出规定，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五）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及时、准确公开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实现政府部门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条 加强制度建设：
　　（一）起草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二）建立健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向社会公布等制度；
　　（三）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清理制度，实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制度。
　　第十一条 规范行政执法：
　　（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全面实施和规范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二）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做到主体合法、程序正当、定性准确、裁量适当，执法程序、执法文书符合法律要求；
　　（三）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经依法审定向社会公告；
　　（四）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经培训考试，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
　　（五）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主体、执法依据、职责权限、执法内容、裁量标准、程序步骤、具体时限、监督方式等应当采取有效形式向社会公开；
　　（六）建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有关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材料应当按照《辽宁省行政执法文书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立卷归档，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
　　（七）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并实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先例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制度，探索开展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工作；
　　（八）实行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制度，按时报送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年度统计报表；
　　（九）建立和完善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制度，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按照《锦州市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办法》的规定报送备案；
　　（十）深入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落实《锦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充实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文本，严格依法梳理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责、落实执法责任，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实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等相关配套制度。
　　第十二条 防范化解行政争议和社会矛盾：
　　（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建立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解处理的民事纠纷，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地予以处理；
　　（二）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公正、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履行参加行政复议活动的职责，履行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素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三）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四）完善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程序，高效、便民、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纠纷；
　　（五）完善信访制度，提高信访机构办理信访事项、化解纠纷的质量和效率，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第十三条 强化行政监督：
　　（一）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向其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二）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主动听取其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三）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实施的司法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出庭应诉，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四）强化政府的层级监督，落实《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
　　（五）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强化对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辽宁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锦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的规定报送备案，对政府法制部门的备案审查意见，及时依法处理；
　　（六）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方式及时、足额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应当获得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
　　（七）支持和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依法开展监督工作，自觉接受并履行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
　　（八）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健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举报、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和及时依法处理的工作机制。
　　第十四条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一）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二）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领导、监督和协调机制，行政首长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制定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落实依法行政阶段性部署和年度工作任务，实行依法行政的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监督考核制度；
　　（三）建立行政问责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四）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和考核，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五）加强法制机构建设，支持和督促政府法制部门及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履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评议的职责。

　　　　　　　　　　　　　　　　　　第三章 考核方式方法

　　第十五条 依法行政考核采取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全面考核与专项考核相结合，自查自评与互查互评相结合，公众评议与考核机关考核相结合，材料审查与实地抽查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级政府年度依法行政工作重点和主要工作目标要求，制定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方案，明确具体考核内容、考核标准、考核形式和评定标准。
　　根据考核得分情况，考核等次分为优秀、达标、未达标三个等次，等次的分值划分由考核方案确定。
　　 第十七条 考核对象在被考核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依法行政工作的自查自评报告；
　　（二）各专项考核自评结果及依据；
　　（三）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会议记录、文件资料、有关案卷、统计报表等；
　　（四）考核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年度考核的具体工作由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由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组成若干考核小组。
　　公众评议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参加，可以采取座谈会、问卷调查、征求意见等方法进行。
　　考核结束后，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公众评议情况， 提出考核意见，并将考核意见向被考核对象通报。考核对象对考核意见有异议的，可在五日内向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诉；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进行复查，复查结论通知申诉的考核对象。
　　考核意见经本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为最终考核结果。考核结果按照相应标准纳入本级政府绩效考核当中。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考核方案，予以加分或者提高等次：
　　（一）依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获省级以上（含省级，下同）表彰、奖励的；
　　（二）依法行政的创新举措被省级以上机关作为经验推广的；
　　（三）依法行政工作被省级以上新闻单位作为典型经验予以宣传报道的；
　　（四）考核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奖 惩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对考核情况予以通报。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给予通报表彰；对未达标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提出书面整改意见，整改情况由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检查验收，并向本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未达标的，建议相关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考核中发现有严重违法行政行为的，考核机关应当启动行政问责程序，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有效期为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