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政府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管理规定
广州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管理制度，保护抵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法通则》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等有关法律与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辖内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房地产）抵押。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拥有的房产、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向抵押权人提供担保，藉以取得抵押权人提供的贷款或向抵押权人保证履行债务。
本规定所称土地使用权，不包括地下资源、矿产、埋藏物、隐藏物、市政公用设施等的开发、使用与利用。
第三条 开发区房地产抵押的登记注册、核发核销权属证书等行政管理工作，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地局）负责。

第二章 房地产抵押的设定
第四条 凡在开发区辖内依法取得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国有企业、内联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它经济组织和个人，均可依照本规定，以其房地产设定抵押，成为抵押人。
第五条 凡依照本规定接受开发区房地产抵押的境内外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均可成为抵押权人（债权人）。但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或未在我国设立商务代表机构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与个人除外。
第六条 下列房地产可设定抵押：
（一）公司、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所有的厂房、仓库、办公楼、商店、宾馆等建筑物；
（二）属境外个人所有的自用住宅；
（三）依法有偿受让，并在有效使用期限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七条 下列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
（一）公共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房地产；
（二）职工宿舍、食堂等公益福利设施；
（三）房产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不明或权属尚有争议的；
（四）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被施以其它司法保全措施的；
（五）其它依法不得设定抵押的。
第八条 以房产设定抵押时，应连同该房产坐落的地基及附属场地的使用权同时作价抵押。
以整体楼宇中的部分房产设定抵押时，应按抵押房产建筑面积在整体楼宇的建筑面积中所占比例，折算出抵押房产在整体楼宇用地（包括基地和附属场地共用部分）中所占份额，将该份额的土地使用权与房产同时作价抵押。
第九条 凡有上盖的土地，不得单独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
尚无上盖的土地，以其土地块使用权向中国境内银行及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货款时，该地块必须是业经开发，并已投入不少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5％的建设资金者。
第十条 抵押人以共有房地产设定抵押，须征得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以共有房地产中本人所占有的份额设定抵押的，应书面通知其他共有人，或先行分割，再以其本人所占有的部分设定抵押。
第十一条 以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再作抵押的，须征得在先的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
第十二条 以已出租的房地产设定抵押，抵押人应将出租事实预先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成立后，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并由抵押人将抵押情况，书面告知承租人。
第十三条 内联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未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资证实各方投资份额已缴足的，不得以企业的房地产设定抵押。
第十四条 依法取得开发区内房地产的境外公司、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必须按规定在开发区申请成立企业，取得中国法人资格，方可以房地产设定抵押。但以个人的住宅设定抵押的除外。
第十五条 国有企业以房地产设定抵押，需经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内联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房地产设定抵押，须经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成员一致同意，形成书面决议。所设定的抵押期限不得超出企业合营或合作期限。

第三章 抵押合同
第十七条 房地产抵押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抵押合同可单独订立，也可在其它经济合同中订立抵押条款。
订立抵押合同应对拟抵押之房地产进行估价。抵押房地产估价，可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协商确定，亦可委托业经广州市或开发区的房地局资格审核认可的评估机构或人员进行。
国有企业、以及占有国有资产的其它企业与境外抵押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其拟抵押的房地产的估价，必须由广东省、广州市的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十八条 房地产抵押合同除应具备一般经济合同的必备款外，还应具备有下列内容：
（一）房地产的名称、编号、处所、面积、四至及数量、权属；
（二）所担保的债务内容、范围、数量、质量、期限、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及与该债务内容相关的其它事项；
（三）房地产的作价及抵押率；
（四）房地产的占管维护、风险责任，处分方式、处分费用的承担及受偿方式；
（五）抵押权消灭的条件；
（六）其它应规定的内容。
第十九条 与境内金融机构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的贷款规定签订。
第二十条 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以房地产设定抵押与境外金融机构签订抵押贷款合同，按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境外贷款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国有企业、内联企业与境外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涉及外汇的，其规定应以偿债储备基金的外汇平衡能力为限，并由管委会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广州分局申报有关审批手续。

第四章 抵押登记
第二十二条 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天内，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一起向开发区房地局申请抵押登记，也可委托代理人申请抵押登记。未经登记的房地产抵押行为无效。
第二十三条 申请房地产抵押登记，应按抵押物类别向开发区房地局分别交验下列文件：
（一）《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表》；
（二）《房地产抵押合同》正本；
（三）《房地产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共有权保持证》等权属证书；
（四）申请人或代理人的资格证明；
（五）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外商投资企业权力机构同意设定抵押的文件，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及其它必要证件、文书、契约、附件、图纸及资料。
第二十四条 开发区房地局应在收到房地产抵押申请的全部文件后十天内办完《房产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权属证书的注记手续，核发载明抵押权的《他项权证》。
《他项权证》由抵押权人领取及持留，经注记的《房产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权属证书交由抵押合同规定的一方保管，抵押合同没有规定的发还抵押人保管。
第二十五条 抵押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应经原批准机构书面同意，并自变更、解除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由双方一起向房地局申请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
抵押合同因履行完毕终止时，抵押双方当事人应自终止之日起十五日内一起向开发区房地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五章 抵押物的占管
第二十六条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由抵押人占管，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交由他人占管。
抵押人在占管期间应维护已作抵押的房地产之完好。抵押权人有权监督并督促抵押人切实履行该义务。
第二十七条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因抵押人之过失或故意行为而遭毁损、灭失或价值减少，不能或不足以担保债务时，抵押人有义务重新提供或补加担保，以弥补不足。
第二十八条 设定抵押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在抵押合同中明确占管期间因不可抗力及其它不可归责于抵押人的原因而致已作抵押的房地产意外毁损、灭失和价值减少时的风险责任；依约需要保险的，由抵押人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投保。
若抵押合同未明确风险责任，上款风险事故发生时，抵押权人可就抵押房地产之残余价值及抵押人所得补偿请求受偿。
第二十九条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在抵押期未满前如需转让，抵押人应事先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对扣除应纳税费后之转让所得，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同等条件下，抵押权人对拟转让之抵押房地产有优先购置权。
第三十条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发生继承、遗赠时，继承人、受遗赠人应及时以书面告知抵押权人。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发生赠与时，抵押人应事先征得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抵押权人同意赠与后，抵押合同解除，但原抵押债务仍由抵押人在约定期限内清偿。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发生转让时，原抵押人应向受让人提交抵押权人同意其转让之书面意见的副本或复制件，并将转让成交情形及时以书面告知抵押权人。
上述各当事人应自继承、遗赠、赠与、转让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一起向开发区房地局办理产权过户、抵押变更或注销登记；在继承、受遗赠事实发生之前，抵押权人未依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要求处分抵押房地产的，原抵押人对抵押房地产的权益及占管义务和风险责任由继承人
、受遗赠人承担，但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偿付义务以其合法继承、受遗赠所获房地产的实际价值为限。当被继承、受遗赠的房地产不足以清偿全部抵押债务时，抵押权人可就抵押人的其它遗产受偿。
第三十一条 抵押人若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出租，除承担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义务外，应事先书面告知抵押权人，且租期不得超出抵押期，非经抵押权人事先书面同意，租期不得延长；否则，抵押权人有权追究抵押人之违约责任。

第六章 抵押物的处分
第三十二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抵押权人有权向开发区房地局申请依法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
（一）抵押合同期及宽限期满（包括分期偿还每期届满），抵押人未依约偿还债务的；
（二）抵押人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被宣告失踪的；
（三）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解散的；
（四）其它损及抵押权人正当权益、足以妨碍抵押合同正常履行的。
本条第（三）款情形发生时，已作抵押之房地不列入破产清算财产，但其价值超过抵押债务的部分除外。
第三十三条 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可采取下列方式之一：
（一）拍卖；
（二）招标转让；
（三）协议转让；
（四）其它经开发区房地局同意的方式。
第三十四条 抵押权人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之申请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并将副本同时抄送抵押人或其继承人、受赠人、受让人，已作抵押的房地产为共有、出租或委托其他人代管的，还应同时书面通知共有人、承租人和代管人。
开发区房地局在抵押权人的处分申请后，应在三十天内决定准许与否。抵押当事人不同意房地局决定的，或者房地局逾期不作答复的，抵押当事人可向管委会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 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由抵押权人委托开发区房地产交易所或经开发区房地局同意的其它机构主持进行。
第三十六条 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处分成交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应中止处分：
（一）抵押权人要求中止；
（二）抵押人请求中止，表示愿意并确能即时清偿债务；
（三）其它应中止的情形出现。
第三十七条 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所获价款由主持处分之机构依下列顺序分配：
（一）支付处分费用；
（二）扣除涉及抵押标的之应纳税款和土地增值费；
（三）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罚息、罚款；
（四）所剩余额退还抵押人。
第三十八条 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之所得不足以抵偿押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追索不足部分。
第三十九条 已作抵押的同一处房地产，有若干抵押权人的，其优先受偿顺序以在开发区房地局抵押登记顺序为准。
第四十条 处分已作抵押的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购买人按下列顺序享受优先权：
（一）共有房地产的其他共有人；
（二）已出租房地产的承租人；
（三）开发区管委会；
（四）抵押权人；
（五）其他应享受优先权的人。
第四十一条 处分已出租的抵押房地产，如租期（含住宅租赁期可延续的时限，下同）未满，取得该房地产的新产权人应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并在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的同时，办理租赁合同变更登记。租期届满，新产权人如继续出租时，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权。
第四十二条 已作抵押的企业房地产被处分时，企业生产、员工安置等事宜由抵押人负责，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因抵押房地产的处分致使企业解散的，由抵押人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合同、章程的规定清理或清算，办理企业歇业手续。
第四十三条 经处分而取得抵押房地产权者，应照章向开发区税务局和房地局缴纳各项税费，办理过户登记，领取《房产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权属证书。原有的房地产权属证书缴回发证机关注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建立开发区房地产抵押偿债储备基金，以用于开发区的国有企业和内联企业因房地产抵押而发生的外汇不足之调剂，及其它特殊需要。基金来源及提取比例是：
（一）从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留成外汇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十；
（二）国有企业和内联企业抵押房地产所获境外贷款，预提1％。此款项及其利息在抵押期满，并已偿还贷款后付还企业，利息按中国银行同种外币存款利率计算。
第四十五条 有关本规定之事项的争议及纠纷，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开发区房局申请调解或仲裁，亦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境外法人或个人的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抵押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依法提交中国仲裁机构或其它仲裁机构仲裁。抵押合同中未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有关管辖权的
中国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者，开发区房地局有权视情节注销其登记、注销其权属证书或不予发证、宣布有关合同无效并责令责任方赔偿经济损失或予以罚款。
第四十七条 开发区房地产抵押管理，除适用本规定外，适用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其它有关规定。
本规定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上级部门嗣后发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抵触之处，概以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准，但此前依本规定订立，尚未履行完毕之抵押合同仍视为有效，并照本规定执行。
抵押房地产的估价、登记、处分以及偿债储备基金的动用审批手续等具体规则，由开发区管委会另行制定发布。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广州市人民政府一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发布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管理规定》（穗府〔1990〕31号）同时废止。



1992年8月25日
试论打击盗版与最终用户免责

傅钢


摘要：在当前情况下，盗版如此大范围的存在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在通过各种手段严厉打击盗版时，追究至盗版软件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可，不应延及最终用户，或者说，使用盗版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免责的。
关键词：盗版软件，最终用户，免责，平衡，合理

计算机、网络作为新技术浪潮的实体性要素，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的灵魂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软件的盗版现象也甚嚣尘上。据统计，在泰国有97%的软件是非法复制来的；在美国，使用中的软件也有40%可能是非法复制的；在西欧，软件盗版率最高的是西班牙，为80%，最低的是英国，为25%。([1]董桂兰：《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科技论坛》2000年第二期。第48页)另据来自商业软件联盟的消息，世界各地应用的每4张软件就有1张是非法复制的（[2]张晔：《商业软件联盟首席执行管论坛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电子知识产权》1999年第8期，第21页），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此高的盗版率使软件市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公众做何反映呢？先让我们来看一项问卷调查。据调查得到的数据，虽然认为对严重的盗版侵权行为设定刑罚有必要的占75.3%，但在事先得知使用盗版软件会导致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只有34.6%的人表示将不再购买或使用盗版软件，14.8%的人表示继续购买和使用盗版软件，其于大部分则视别人情况或执法严厉程度而定，处于观望状态。而认为使用盗版可耻的人，据调查不到5%（[3]赵国玲、王佳明、韩友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请注意，此调查是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中进行的。素质较高、法律意识较强的名校大学生尚且持此种态度，那么中国普通大众对盗版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出相同的结论，即大众对盗版是持相当大的宽容态度的。
面对上述事实，许多学者痛心疾首，大声呼吁“乱世用重典”，严厉打击盗版，并追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而笔者则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盗版如此大范围的存在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在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盗版时，追究至盗版软件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可，不应延及最终用户，或者说，使用盗版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免责的。
我将通过以下5方面来分析上述情况的成因，并论证我的观点：

一、从软件价格与大众支付能力的巨大落差看最终用户免责。
人们在谈及盗版现象时往往简单认为是公众巨大的盗版需求催生并繁荣了盗版市场，公众的需求是“源”，要正本清源，当然要追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再做深一层的思考的话，很容易发现，正是正版软件高昂的价格与一般用户尤其是个人用户的囊中羞涩之间所具有的巨大落差使得无奈中的一般用户不得不转而购买盗版软件。无可否认，软件开发的工作量大，开发成本高，时间长，需要较高的售价；但事实上，许多软件的售价相对其成本来说是畸高的。比如WINDOWS95的最初售价是4000多元，OFFICE97（中文标准版）98年的售价为5500多元，还有诸如此类的众多软件售价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这种高售价背后肯定有以微软为代表的国际大公司凭借赢者通吃的垄断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微软会从一个小小的公司在短短20年里疯狂的聚敛资财，迅速发展为一个富可敌国的财富帝国，而比尔.盖茨个人的财富也令人无法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当代神话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般个人用户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即使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均年收入只有8000元左右。微软等大公司在中国销售其产品时显然也没有考虑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之间支付能力的差距，简单加以类比，以致中国消费者难负其重。同时，微软等国际大公司还通过其技术优势，频繁的更新换代，不断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使其实际支付价格更高。而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众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可遏抑的，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于是，同人体所拥有的血管再造功能一样，当主动脉不通或效力低下时，必然在其旁生成许多支血管来达到输血的目的，盗版软件的购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替代性的流通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盗版软件的产生是有其必然性的。但这样的状况对于起步较晚、先天不足的中国软件业而言却是巨大的打击，它们一方面不得不在软件巨擘的阴影中艰难的寻求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业已形成的盗版大市场。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看，恰恰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后发式企业所必然面对的市场风险。但后发式企业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上述不利因素，他们也同时享受了后发所带来的甜头。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计算机应用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就是由盗版软件培育出来的。对于软件商而言，没有盗版软件的滋养，他们就很难在较高的基点上开发出较高水平的软件；没有中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他们在中国就没有销售对象。把盗版软件打光了，中国的计算机应用萎缩了，软件产业恐怕会随之萎缩。现在所具有这样个基本上成规模的应用，恰恰是中国软件产业生存的前提。因而，我们又可以说是盗版催生了中国软件业。但由于软件开发本身所固有的工作量大，周期长，投资高等特点，再加上开发商急功近利欲尽快收回成本，又考虑盗版的因素，商家在确定销售计划上，一般把几百套或几千套作为回本获利点，另外，销售折扣也很大，使得一般正版软件 的零售价格都定的很高。于是，正版软件市场销量上不去，盗版软件市场红红火火，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以上我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了盗版软件市场在我国的发生过程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要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讲更应提高开发水平，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并打击不法商贩，而盯住一般最终用户，痛斥其对盗版软件的暧昧态度显然有失偏颇。

二、从保护公民自由选择权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自由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自由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服从自己内心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理性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并承担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根据自由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即使他看黄色书刊，用盗版软件甚至吸毒，别人除了施以道德上的说教或评价外根本无权横加干涉，否则便侵犯了其自由权。在这里我不想空泛的议论，我欲通过一个美国的典型案例来阐述问题。在一起有关名为《我好奇》的淫秽电影的诉讼案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微茨认为在成人电影院紧闭大门后面放映什么电影不属于政府或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即只要不让儿童入内，只要伤害性的材料不在电影院外面展示，进不进电影院，看什么样的电影完全由成年人自由决定。最后联邦法院的裁决支持了这种意见。（[4]参见艾伦.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第192页）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会有很多争议。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个人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很显然，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充足的理性权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认为自己有某种需要，选择去看淫秽电影以缓释压力或取得愉悦，有何不可？再极端一点，倘若他一时性起，把自己价值不菲的“劳力士”名表摔得粉碎，别人也无权干涉，只要他不用它来砸你家玻璃。同样的，如果他有用软件的需要，面对几千元的正版软件和仅有十元的盗版软件时，趋利避害的本性很自然的会使大多数人选择后者。只要他不偷不抢，别人予以干涉便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因此，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讲，打击盗版，追究至盗版生产商和销售商即可，若延及最终用户，有侵犯公民自由权之虞。

三、从法律保护水平因应现实需要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基点是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在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维持恰如其分的平衡。（[5]寿步：《试论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评微软诉亚都案》，《知识产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请注意“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促进社会发展，维护我国整体利益，应该是我们立法执法的根本目的和标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为之服务的。尽管为了社会的法治，一个有关概念与规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概念与规则乃是为了符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必须审慎，以免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使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6][美]M.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因此，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种工具，它不能成为禁锢社会发展的枷锁。
具体而言，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只是中间过程，促进社会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才是其终极目标。知识产权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预设水平和预设模式，其保护水平应与一国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7]，寿步:《经济实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三论软件侵权如何界定），第4页）如果忽略这个前提，盲目追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水平，只能是一相情愿，作茧自缚。那种毫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实际后果就试图证明一个法律后果的必然性的法律教条主义，往往是自拆台脚，靠不住的。
让我们看一个史实，作为知识产权水平最高的美国，一向以知识产权文明的播火者自居，然而在对外国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美国是在联邦版权法颁布100多年后，才宣布在有限的条件下对四个国家的外国作品予以版权保护。《伯尔尼公约》自1887年就已开始生效，但直到102年后的1989年，美国才加入此条约。为什么美国在保护外国人作品方面表现的如此滞后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传播行业或传播手段并不发达时，保护外国人的版权会使本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美国一旦在传播领域拥有优势后，有反过来竭力推行保护版权的制度以保护其利益。最典型的就是1991年中国著作权实施后，美国就通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迫使中国于1992年假如了《伯尔尼公约》。对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我们指责其无赖也与事无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前引[6]，寿步文，第3页） 但从中我们可以借鉴：在中国传播行业较为羸弱、软件大多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高显然是对我们极其不利的。除非咬紧牙关做个“贞妇烈女”，誓不用软件，否则全国上下都用正版的话，不知我国GNP的百分之几十要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呢！简直是不堪设想！提高保护水平所带来的后果，绝不可能是用户都去买正版软件，而是中国的计算机应用大大萎缩。这种萎缩会极大的妨碍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进步。鉴于计算机在经济、国防，乃至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不啻迎头重击。
而且正如文首所引的数据所显示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软件盗版实在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又何必勒紧裤腰带故做“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状呢？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若是过度严厉，反而限制了软件业的竞争甚至创新活动。实际上，目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新规定，已经导致贫弱国家无法享用到新科技的好处，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贫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面对这种现实，尚不发达的我国应如何应对实在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溶入世界的大潮流下，在强权国家的弹压下，许多问题已经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舞蹈，并时不时的受到倾轧，这是落后国家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加入WTO，遵守TRIPS协议是我们权衡利弊作出的必然选择。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低于TRIPS协议即可，但盲目拔高的话显然就是攒足了劲从自己身上割肉的愚蠢行为了。而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打击盗版是不延及最终用户的。

四、从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平衡是知识产权的要义和核心，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应始终注意这一点。一方面，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需要强调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有权支配和控制其成果的传播和使用，也即需要向智力成果的创造者赋予对其智力成果的一定限度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进步，知识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智力成果应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应用，需要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8]应明：《最终用户使用未经许可软件的法律责任》，《著作权》，2000年第2期，第12页）这种平衡对于软件著作权而言则主要体现在保护程度强弱的不同，由于权利人与用户以及侵权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对软件版权给予过强的保护，会给用户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使用中的不便，使得用户对软件产品可望而不可及，也限制了软件使用价值的实现；而如果不保护软件版权，听任盗版泛滥，投资与劳动得不到回报，从而丧失创新动力。软件业必然要萎缩。如何寻求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盗版市场恰恰是社会这个大系统所自发提供的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一种机制，它是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知识不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阶层所垄断，而被大众以不甚体面却很实用的方式获得，从而为社会整体进一步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机制毕竟是自发的，有其内在缺陷。若放任盗版泛滥，势必会严重影响权利人开发创新的积极性，阻碍软件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将这种自发的机制升级为自觉的机制，利用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调整。
在目前的情况下，调整到何种程度为宜呢？笔者认为，应严厉打击盗版市场，但又不应追究最终用户的责任。这是我们目前所应达到的平衡。具体言之，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软件盗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A、软件仿冒盗版；B、光盘盗版；C、硬盘预装盗版；D、互联网盗版；E、企业盗版；F、个人盗版。A指不法商家利用正版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制造和销售看似合法其实仿冒的软件产品，获取巨额利润。这种侵权方式直接掠夺正版厂商的市场和利润，其危害性是明显的，也最为公众所认识，当然需要严厉打击。在实践中，这种侵权方式是比较容易得到起诉追究的。B指CD-ROM或可刻录光盘的生产商将多个计算机程序复制带一张光盘上，并以比正版低得多的价格出售整张光盘。其销售往往采取走街串户，分散销售的方式。这种盗版在全国各地大面积泛滥，影响极坏，是打击的重点。但实践中往往打击不力，如何有效进行打击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C指计算机生产商、分销商或零售商在计算机上预装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并将其免费奉送，以吸引消费者购买计算机。此行为以吸引消费者、扩大赢利为目的，严重侵犯软件权利人的利益，也应严厉打击。D指盗版在INTERNET的站点上发布广告，出售假冒软件或汇编软件或允许下载软件产品（有时需付费方可下载）。此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形式不仅侵害了软件生产商的利益，而且也严重阻碍了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因而，也需要严厉打击，无论是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还是ISP都难辞其咎。E指企业未经授权在其内部计算机系统上使用软件。这种使用可分为多种情况，有些会构成对软件厂商利益的侵犯。对此种侵权，日本著作权有“单位明知上侵权软件而在业务上将其用在计算机上内为侵权”的规定。（[9]转引自寿步：《论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问题》，《数字化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陈美章、刘江彬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可在适当的时候，借鉴日本的做法，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调整。目前似乎为时尚早。F指个人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这是本文所一直强调的，个人最终用户绝对免责，否则将严重打破权利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使知识的传播及创新受到很大障碍，伤及社会公共利益。

五、从可操做性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如果它过于超前，远离社会需求，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有相当距离的话，不仅公众不会自觉遵守它，而且有关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也会程度不同的抵制它（国家机关自己使用盗版软件的可不在少数啊！）在此情况下，法的实效会大打折扣。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设置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法律效益。法律制度所保护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性、排他性权益亦应小于社会为保护这一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即付出的成本或“交易费用”。试想一下，若从法律上对最终用户使用盗版这一行为进行惩治，由于考虑当前盗版使用的广度，若权利人竭尽所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技术来围剿盗版软件的购买者，或许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起诉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和时间，这就是著作权人维护其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亦即这项制度带来的交易费用。而这种成本或交易费用极其巨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得到贯彻与实施的。再从反面想一下，即使其得到很好地贯彻与实施，其牺牲的利益与成本或“交易费用”也是远远大与其保护的利益。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浪费，因而从法律效益上讲也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制定了法律法规又不能有效实施，将使法律的严肃性大受嘲弄。
其实在打击盗版这一问题上，除了不延及最终用户之外，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首先应完善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体系，协调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可操做性。我们还应长期不懈的持续宣传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在大众中树立强化法制观念。同时，应多个部门协调一致，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加大打击力度。不能搞运动，而应常抓不懈。而丛软件开发商的角度讲，更应苦练内功，增强自身实力，努力提高产品性能、文档资料和售后服务的水平，并尽可能的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水平，增强竞争力。价格降下来，服务跟上去，长期坚持，相信正版的春天一定会来到。比如“金山”发动的“红色正版风暴”、 实达铭泰掀起的“I软件旋风”、 翰林汇的低价反击就在这方面做了有意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开发商应该注重整个正版软件在市场中的份额，成立“软件联盟”，协调抵制盗版，以避免各自为阵，被盗版一一击败的惨状发生。
最后，我必须申明，我支持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保护到何种程度要根据社会的现实确定；我支持打击盗版，但打击的对象要区别对待，打击的方法要细细考量。不要一相情愿盲目拔高对软件的保护程度，以至追究至最终用户。这样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在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与其在最终用户的责任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把大力气花在如何开发高质低价的软件产品以及如何更好的打击盗版软件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上。我们大可相信，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渐发展起来，对软件的保护也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软件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