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合同法对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影响

吕为锟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受该法调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难以受到该法调整。司法部应当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劳动合同法》获通过，而《律师法（修订草案）》未获通过。近年来，律师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报端，法学界关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的争论不休。《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否受该法的调整？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那么，律师事务所是哪一类用人单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在该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列。然而，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不属于该法所列举的任何一种用人单位，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是否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律师们争论的话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造成的，而定位不明问题的根源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行使登记管理权。《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彻底地暴露出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是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律师法（修订草案）》没有触及和解决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未获通过并非是一件坏事。

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下简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

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文化部首先响应，于11月25日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民政部积极出台措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于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大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唯司法部除外。

《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从时间顺序上看，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在后，律师法没有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是必然的。律师法施行后，司法部依据律师法颁布《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长期开展登记管理工作。当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时，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上海市司法局对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办理登记。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 这就是司法部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的依据和理由。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定位不明”的社会组织。

二、关于律师事务所定位问题的调研报告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姓裴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裴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反问：“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裴科长看。裴科长摆一摆手，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再了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同意了他的观点，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裴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业务主管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裴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他那热情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欢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往进行登记。裴科长继续说：“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再三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裴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裴科长办公桌上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开门见山地问边永生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永生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各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文件来，是《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

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 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 他还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按照营利性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少得可怜。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显然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认为律师事务所属于“中介组织”或称“中介机构”。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确实属于“中介组织”，但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没有理论指导价值。

《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树立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信念，自觉地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批复》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解决现行律师管理法律、规章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规章相冲突问题，在律师行业中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确保国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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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23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2月22日经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科教兴鲁战略，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类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
第三条 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配置和优化教育资源，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制定相应措施，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发展职业教育事业，保障职业教育按照适当比例发
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计划，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为受教育者接受职业教育，创造和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章 职业教育的实施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职业教育体系，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开展初等职业教育，实现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
育和职业培训协调发展，并与其他学校教育形式相互衔接沟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现有教育资源，通过改制、合并、改办等形式，举办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和高级职业培训，培养高层次的实用型、技能型以及管理型人才；举办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带动行业、企业事业和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职业教育，鼓励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保证办学质量。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协调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事业组织联合办学，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发挥企业、事业组织的人才、技术、设备和管理优势，提高受教育者的实践技能。
第九条 设立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具备法定的办学条件。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设置专业，保证教育质量。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重视实践性教学和职业技能训练，运用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实用性和灵活性。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组织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考核鉴定，经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鉴定合格的，发给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不得对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毕业生进行培训。
第十三条 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上岗前应当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或者职业培训；对国家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技术工种，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能就业上岗；对从事特种作业的劳动者，须取得特种作业资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第十四条 普通中学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升学指导、职业咨询和职业介绍，引导和帮助学生合理选择职业学校和专业，不得限制其报考各类职业学校。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拓宽就业渠道，为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毕业生自主择业提供就业条件。
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和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应当定期向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提供人才、劳务需求信息，积极推荐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毕业生就业。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鼓励和支持学生更新择业观念，多渠道、多形式就业或者创业。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通过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招聘人员，应当优先录用专业对口或者相近的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等部门应当创造条件，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开辟继续学习的途径。
有条件的普通高等院校可以举办高等职业学校。
高等职业学校应当主要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继续学习，毕业后享受国民教育系列同类毕业生待遇。

第三章 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
第十八条 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保证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逐步增长。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均经费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十九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按照学生人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将农村科学技术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适当用于农村职业培训。
第二十一条 职业教育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者克扣。
第二十二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收取学费，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残疾学生，应当酌情减免。具体收费和减免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向学生收取费用，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收取费用或者超标准收取费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统筹安排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
第二十四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举办者，应当按照标准配备教学设施，建设教学和生产实习基地。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并提供技术指导和劳动保护；对于顶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
在实习中不得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劳动强度大、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支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举办校办产业，开展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培训工作纳入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建设，造就一支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对职业学校所需要的具有专业技术职务和特殊技能人员的聘请、选拔、调动，以及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中选拔教师，有关部门应当提供方便、给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在办学条件较好、师资力量较强的高等院校建立职业教育师范学院或者系、科。
有关普通高等院校、高等师范院校、高级技工学校应当承担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任务。高等职业教育师范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享受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在校生的同等待遇。
第二十八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资格和待遇，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完善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加强职业教育教材的研究、编辑、出版和发行，开展职业教育教研、科研等活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擅自举办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受教育者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的，由审批机关限期整顿，并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经整顿仍达不到要求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停止招生或者吊销办学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侵占、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擅自收取费用或者超标准收取费用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并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职业学校包括职业初级中学、职业高级中学、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校以及其他职业学校。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9月1日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200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