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四川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已由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98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营科技企业，是指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按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则依法设立的，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新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业务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与国有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法律地位平等，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并为其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各级科技行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指导、服务工作：
（一）指导民营科技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进步和科技产业的法律、法规；
（二）研究、拟订发展民营科技产业的规划和政策措施；
（三）认定民营科技企业资格；
（四）做好科技成果鉴定和奖励、项目申报、职称申报、信息咨询、对外合资合作、人员出国出境等服务工作。
第五条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不受地域、户口限制，均可依法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第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经法定机构评估和有关部门确认，可在其注册资本金中占有一定比例。具体比例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合作兴办民营科技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资产中的国有资产部分必须经同级有关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政府审计部门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投向民营科技企业的国有资产，应加强审计监督。
第八条 民营科技企业资格，由企业工商登记地的县级以上科技行政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本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认定。
第九条 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格，由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条件认定：
（一）经认定为民营科技企业两年以上；
（二）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规定；
（三）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员不低于职工总数的20％；
（四）研究开发投入不低于企业当年销售收入的3％；
（五）技术性收入及高新技术产品年销售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
第十条 科技行政部门在收到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认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应作出是否认定的决定。
民营科技企业资格每三年审验一次。
第十一条 民营科技企业依法享有劳动用工权、工资分配权、职工奖惩权、机构设置权、产品经营权、产品定价权等权利。
民营科技企业应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健全财务制度，履行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如实上报统计报表等各项义务。
第十二条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联合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或与其他经济组织联合经营。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依法购买、兼并、参股、承包、租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
第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生产、科研设备，并享有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
第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依法参与对外贸易洽谈和技术交流，可自行选择外贸代理机构；经依法批准，可在国外、境外兴办合资、合作、独资企业，或在国外、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销售网点；对出口创汇额达到国家规定数额的，经依法批准，可享有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五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以其动产、不动产或财产权利依法向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誉贷款。其资产抵押或质押比例、担保金额与国有企业相同。
金融机构应根据国家信贷政策，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财政出资、企业募集、社会捐赠等方式设立民营科技企业担保金。
第十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在承接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政府采购等项目和承担国家、行业、省的科研计划任务中，具有与国有企业平等的权利。
第十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依照本条例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各项税收优惠。
第十九条 民营科技企业合法使用的生产经营场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因国家建设需要拆迁的，建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安置、补偿。
第二十条 鼓励科技人员创办、领办民营科技企业；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
民营科技企业引进技术或人才，不得侵犯他人的技术、经济权益；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有关人员不得侵犯原单位、本单位的技术、经济权益。
第二十一条 民营科技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和按照有关规定接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有关部门应按规定为其及时办理入户手续。
第二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业专业技术和技术管理人员的人事档案，可申请存放到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其档案管理和工龄计算，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可按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有关部门应予以办理。
第二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人员因科技交流活动或商务活动出国出境，审批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及时为其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科技行政部门对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和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七条 采取虚假手段获得民营科技企业资格认定，从事与其性质不符的经营活动和不按规定接受科技行政部门的资格审验或经审验不合格的，由科技行政部门取消民营科技企业资格，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科技行政部门不予认定为民营科技企业或取消民营科技企业资格的决定不服的，可在30日内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科技行政部门申请复审。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索贿受贿、侵害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的，由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可根据本条例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变通办法，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0月17日
挪用“未还”问题探讨

□陈世炎 黄任泉


【关键词 】 挪用行为 超过三个月 案发前 未还 归还
【内容提要】挪用案件侵犯了财产的使用权，由于理论界对如何理解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较难把握，本文对比不同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出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案发前犯罪的形态没有改变，就不应以其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对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

近日，在研究一起挪用资金案件诉与不诉的问题时，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案情是这样的：2002年6月份，胡某受聘一供电所电工，负责该供电所辖区一村的用电安全、抄表及收费工作。期间,胡某先后将所收的电费用于个人购房等。经供电所财务与胡某核对，截至2003年3月底，由胡某经手收取应缴但未缴给供电所的电费115000元。随后，胡某外出失去联系，供电所人员多次找其未果。2003年6月中旬，胡某电话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供电所55000元。2003年9月24日，供电所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04年1月2日决定立案侦查。2004年3月15日，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
虽然 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但是，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刑事实务，仍一直在沿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11月6日颁布的确《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特别是对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中的“超过三个月未还”应作如何理解存在众多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高解答中“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应为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只有在此前挪用未还的时间才能计入挪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时间，而此后未还的时间应属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其追缴赃款的时间，不应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持这一观点的人直接引用两高解答,未对其条文前后的语义予以全面而必要的理解。按这一观点，胡某虽有利用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挪归个人使用的行为，至2003年3月底供电所与其核对发现而案发，但其在2003年3月前从何时开始挪用，至案发时即2003年3月底前“未还”的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无法查清，全案确实难以认定，应作存疑不起诉。
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时间后限，“是指从挪用时到被追查，时间已超过三个月”。挪用案发后未必就立即被有关部门追查，以时间期限计算，“案发前”不等于“追查前”。如果将时间后限限制在“案发前”，则“案发后”至“追查前”这段时间呈现空档，这段时间归还所挪用公款的行为无法适用法律①。持这一观点的人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被追查时，但因对何时为追查时，以谁为追查主体没有明确，实践中仍难以把握。如本案，如果以供电所发现并追讨为追查时即2003年3月底，则无论胡某是否归还其行为都难以认定为犯罪应作存疑不起诉；而如果以司法机关的立案侦查为追查时即2004年1月2日，则对胡某挪用的115000元应全部认定为犯罪并起诉。这种以追查时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在实践中随意性很大，会出现供电所越早报案公安机关越早立案侦查胡某越有可能在不归还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的现象。
第三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立法规定表明，挪用公款在三个月期限内已退还的，不构成犯罪。但是只要行为人挪用公款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的，就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至于未还期限超过三个月以后，挪用人还与不还，自愿还与强制还，已不是罪与非罪的法定界限，而是量刑问题了②。持这一观点的人显然没有将行为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时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时，而是以挪用行为人实际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依据这一观点，胡某在2003年3月底前已经利用自己经手收取电费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电费115000元挪归个人使用，尽管挪用的起始时间无法查清，但至少可以从供电所财务与其核对时即从2003年3月底开始计算。除2003年6月中旬委托其妹将房子卖出后归还的55000元确实无法查明并证实其被挪用时间是否超过三个月未还，可作存疑不起诉以外。对于其余至2004年3月15日才归还的60000元，应认定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并应予以起诉。
第四种观点认为：挪用公款的“未还”，是指一审宣判前未还③。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将“追查前”的时间明确在一审宣判前而已，这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相同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以有罪起诉而法院作无罪判决的矛盾。根据这一观点，本案在公安机关向胡某的妻子提取剩余的赃款60000元后，应视为在一审宣判前归还，对胡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
对比上述四种观点不难看到，对于同一案件事实用不同的理论去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有必要对挪用“未还”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并给予必要的明确。在上述不同观点中，笔者赞同以实际归还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时间的观点，理由是：
第一，挪用行为侵害了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权能从财物被挪用时起即告丧失，至归还时恢复。
“挪用”，按字面解释，“挪”即移动，“用”指使用，“挪用”就是指移作他用，即改变事物的本来用途，转移作其他用途。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钱移到别的方面来用；二是私自用（公家的钱）④。挪用罪中的挪用，正如以上所述，从立法原意、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例及其侵害的客体三个层面来看，其含义是私自用（公家的钱）。而“还”也有两层含义，一是返回原来的地方或恢复原来的状态；二是把借来的钱或物还给原主⑤。未还有三种情况，一是因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而造成未还；二是因行为人的主观过失，而造成未还；三是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造成的未还。但无论上述何种原因造成的未还，只要挪用人实施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退还的行为时，即视为“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挪用行为⑥。三个月是衡量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间标准。只要超过三个月并在三个月内未还的，即可构成犯罪⑦。挪用罪因是私自用（公家的钱）不存在借，“还”在条文中只能作恢复原来的状态的理解。因此，“挪用公款或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挪用行为应当始于公款或单位的资金被犯罪嫌疑人挪作他用即由原来的单位使用改变为个人私用，而终于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只要这一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就应认定挪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第二、挪用犯罪是刑法理论中继续犯的一种，犯罪终止的时间应为归还的时间。
挪用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具有行为的单一性、时间的持续性和客体的统一性，符合继续犯的特征⑧。犯罪的形态始终都处于不间断的状态即被挪用的公款或资金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被犯罪嫌疑人控制并使用的状态，并未因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改变，侵害行为也没有因为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的发现而停止侵害，其犯罪的形态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将挪用的公款或资金归还单位即由个人私用恢复为单位使用或者是被挪用的资金〈在这里仅指独资企业〉虽未归还但得到了所有权人的同意由先前的挪用行为转化为欠款债务的情况下才改变，如某个体私营公司驻省外的业务代表许某，将平时收取的货款挪用，至年终结帐时仍有65000元无法归还，公司总经理考虑到许某的业务能力，允许其欠款并分期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许某挪用的犯罪形态得以改变。因此，第一种观点以案发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将案发前的未还的时间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而将案发后实际还未还的时间归属于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追缴赃款的时间不计入挪用未还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刑法关于继续犯的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同属继续犯中的非法拘禁案，是否同样也可以将案发后公安机关解救人质的时间不计入非法拘禁的时间，这值得商榷。
第三、以归还的时间作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
正如前述，挪用行为一旦实施对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侵害即告开始，至归还时才恢复。挪用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其侵害的时间越长，社会危害性越大，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当越重。而且，如果不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实际归还的时间，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挪用行为人只要在三个月内将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的行为主动向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报告，则其挪用行为无论持续多久,也无论最终是否归还，永远都无法受到刑法的追究等规避法律的现象。这将造成很大的司法漏洞，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不利于对国有或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如：李某系某机关财务科长，2003年3月25日，应其朋友运输个体户朱某的请求，将其保管的帐外资金120000元私自借给朱某建房，朱某承诺两个月内归还，后因朱某的运输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朱某被刑事拘留并被判赔偿20万元，朱某之妻向李某表示暂无法归还120000元，同年6月15日，李某将自己挪用公款的事情向单位的领导交代并表示会尽快还上，单位领导责令其立即归还，同年6月20日因群众举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但李某至今都未归还。
第四，对刑法司法解释条文的理解应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超出刑法立法原意,但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的含义，这是合法性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具体要求⑨。而刑法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要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之理⑩。对两高解答的理解同样应在这两个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首先，无论是刑法条文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未明确将挪用行为的终止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即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因此，不应直接就将两高解答中所称的案发前定义为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
其次，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其解答的前提条件是“有罪应如何处理”而不是“如何认定挪用公款罪”，结合该条文前后的语句对其含义应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同样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情况下，在案发前是否归还是处理和不处理的关键，案发前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处理，案发前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不处理。而不能作“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未超过三个月未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案发后未还的时间不计入挪用的时间”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罪与非罪的理解，显然曲解了两高解答的应有之意，并且，对两高解答作此理解其结果会造成如前述的司法漏洞，也违反了刑法司法解释合理性之原则。
再次，高法解释与两高解答存在明显的区别：⑴、两高解答是针对“挪用公款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在‘处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所作的解答，而高法解释是针对“挪用公款罪，应区分三种不同情况予以‘认定’”的解释；⑵、两高解答“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后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不认为是犯罪，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而高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因此，从高法解释中可以明确得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未超过三个月归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超过三个月未还，构成挪用公款罪”和“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种涵盖挪用公款归个使用，数额较大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全部情形的结论。显然，高法在解释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时没有将挪用行为终止的时间界定在案发前，只将案发前是否归还作为量刑的情节而不再作为定罪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只能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对两高解答和高法解释作出正确的理解和适用。


①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第816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③参见卢铁峰编著：《重点新罪名适用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④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939页
⑤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549、472页
⑥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页
⑦参见张穹主编：《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精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⑧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9--651页
⑨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⑩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