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中共金华市委办公室


关于对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规定

市委办〔2003〕66号


　　为进一步加强对市级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和浙委办200346号文件要求，特作如下规定：
　　一、健全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调配制度
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配备，一般由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提名，经过全面考察，并征得领导干部同意后，集体研究决定。领导干部可推荐身边工作人员，但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考察、审批。
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调整，由所在单位根据本人的德才表现和工作需要，按照干部（职工）任用标准和管理权限及程序作出安排。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工作调整时，领导干部应认真负责地向组织介绍身边工作人员的德才表现，不应干预其工作调整。市级领导干部调动工作时，秘书、司机一般不随调。
　　二、加强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
　　市级领导干部应加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由所在单位负责，在上岗前进行岗位培训，对其进行廉政谈话；定期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及时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和群众有反映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提醒式谈话和诫勉式谈话。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要定期向领导干部和所在单位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
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是党员的，必须由所在单位将其编入一个支部参加组织生活。要严格执行《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每月参加一次支部活动。要坚持参加所在单位和党支部组织的各种学习活动，不得无故缺席。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所在党支部应定期向其所在单位汇报组织生活情况。
　　三、规范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
　　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要从严要求自己，扎实工作，忠诚服务，甘于奉献，主动接受领导、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作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率。
　　1、政治坚定，坚持原则。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市委决策，当好领导干部的参谋和助手，维护领导干部的形象；领导干部如有违规行为要敢于监督、忠言直谏。不得有同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相悖的言行；不得有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言行；不得放弃原则做有损机关形象的事；不得为领导干部安排与其身份不相适应的活动。
　　2、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奋工作，尽心尽责地为领导服务、为部门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及时、准确地完成领导和组织交办的任务。不得干预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党政事务，特别是干部选拔和人事安排；不得未经报告擅自处理应由领导干部本人处理的公务；不得未经领导同意擅自批示或答复问题；不得在传达领导指示时夹带个人意见；不得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不得以偏概全，向领导和组织报喜不报忧或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3、保守秘密，慎言慎行。严格遵守党和国家保密工作纪律和相关制度，随同领导干部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时，要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要求；要维护团结，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特别要十分注意维护领导机关之间、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干部在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参加重要会议或活动时尚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不得打听、传播、泄露组织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不得将机要文件私自带出办公室或擅自复印、摘抄；不得以知密为资本而自我炫耀。
　　4、谦虚谨慎，甘于奉献。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待人接物热情大方，处理工作公道正派，与人交往平和朴实；任劳任怨，甘于奉献，淡泊名利。不得有衙门作风，对下级机关和干部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不得乱拉关系，搞团团伙伙；不得在下基层时提特殊要求，搞铺张浪费。
　　5、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防微杜渐，模范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不得以自己的特殊工作条件或借领导干部的名义，徇私舞弊，谋取私利；不得干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公正执法、执纪；不得参加与工作无关的应酬活动；不得插手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与领导干部职权有关的工程项目承包和物资采购活动；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不得接受或代领导干部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不得在下属单位、企业报销各种费用、长期借占各种设备。
　　四、完善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
　　市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所在单位要建立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结合公务员年度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评，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评议。考核除征求领导同志、本单位的意见外，还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将考核结果存入干部档案，作为其职务晋升的依据。对考评不合格的，要及时调整工作岗位；对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的，要及时进行调查，作出处理。
　　　　　　　　　　　　　　　　　　　　中共金华市委办公室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城管吓死人的制度性反思

周永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7年4月24日傍晚，南京奥体中心附近的牡丹江街上某建筑工地门口，一名卖水果妇女看见城管执法车开过来，担心占道经营受处罚，慌忙跨上三轮车，骑了就走，不料刚走出十几米，一头栽倒在地，猝然身亡。曹卢杰、任国勇：《卖水果妇女掉下三轮车猝亡》，《扬子晚报》2007年4月25日。
城管始于何年何月，它由谁首创似已不可考，但是城管近年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却不容置疑。前次小贩崔英杰案尚未最终结案，又有此次南京“城管吓死人”事件，再次促使人们思考城管问题。
　　城管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它的直接原因当有三：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单位社会解体所带来的社会失序，由于前两者所造成的警力不足。 第一个原因不必多说，大家都看得见，第二个原因得说几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单位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人是单位的一员”，每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单位承担着大部分的社会功能，包括对成员的管理职能与纠纷解决职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形式，它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但的最大问题是公民对单位及其领导的依附所带来的人的依附性。改革开放以后，它在种种改革面前无法存在，逐渐解体。单位社会的解体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而这是公民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平等、法治的社会管理机制的滞后，不同程度的社会失序接踵而至。人口膨胀加上社会失序，增加了警力的需求，这本来很正常，需要增加警察。但是由于以下这两个原因的介入，这一社会原因才导致了“城管”的产生。其一是经济的考虑，由于警察的成本相对高，有些地方无能力或不愿意支付这一较高的成本，于是想出了城管，由他们行使相当一部分警察职能。二是为了权力的便捷行使。警察权的行使有较多的法律限制，而城管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很少、在起初几乎没有法律限制，而它几乎可以什么事都管，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说白了，城管的兴起是权力为了规避法律而催生的一种组织。可以这样理解，城管正是“单位人”思维在新社会中的形态化，人们试图用单位的管理模式（非法治模式）来管理“自由人”的城市，他们将城市当成了他们原来管理的单位。
　　既然如此，城管的行为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法性。最为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对公民的财产与身体所采取的种种“即时强制”措施，二是对公民财产的“罚没行为”。这两类行为都是最为严重的“侵害性”行政行为，当受到行政法上的严格规制。如果由警察来行使，很容易导致诉讼，并可能引起“众怒”，对于权力来说，这就显得很麻烦。而城管就可以规避之。这是城管繁荣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因为城管对公民权利构成严重的侵犯，而在现制下又没有合适的救济途径，因此可以说，城管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自然状态”意义，它导致民众的反感甚至反抗是自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上面的博文中说，崔英杰案其实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社会应当反思，在这一事件中，社会应当有什么责任，不要老是将犯罪分子魔鬼化。一个过分依仗暴力而较少规范的组织，它在民众中必然产生恐惧，恐惧可能带来过度反应：崔英杰是其代表；恐惧可能带来心理上的重压而产生不测，那个我至今不知姓名的45岁的女性是代表。我相信在这一悲剧中，城管队员是无辜的，我估计（仅仅是估计）死者可能有某种没有察知的疾病，由于过度惊吓导致急性发病猝死；或者可能由于过度惊吓倒地，继而导致脑损伤而不幸身亡。
　　城管队员与公民的对立状态与情绪不是个别城市的现象，它带有普遍性。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缺乏反思能力，我们只知强化它，这表现在各地城管装备的“现代化”上，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城管要带枪。我奉劝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如何，或者如何对它加以法律规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不是进一步使它暴力化。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暴力只能由警察行使，而警察在法院的监视之下。
　　昨天，我看到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竟然这样落幕：他们将凶手赵承熙也列为悼念对象。表面上这一做法是如此的不合逻辑，其实，这正是进步社会的逻辑。一个健康的社会正是建立在社会的反思之上的，正是这一反思是社会合理化的动力。美国人从“杀人魔鬼”身上尚且能反思他们自己对于移民的行为，我们难道不应当从城管接二连三的制度性悲剧中反思点什么吗？

来源于“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