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东莞市出租小汽车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东莞市出租小汽车的营运管理，促进出租小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乘客、经营企业、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小汽车的经营、租用（服务）和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出租小汽车是指依法取得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以下简称营运牌照），乘客按里程计价器显示数支付租费的五座出租小汽车（以下简称出租车）。

出租车颜色、顶灯、里程计价器、无线通讯设备、客运发票、承包合同实行统一管理。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出租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出租车行业的统筹、协调、管理工作和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公安、市政、工商、税务、物价、城建、规划、质监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租车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出租车的行业发展应当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由市政府根据发展需要宏观调控，并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条 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安全营运、文明服务、合理收费、公平竞争，自觉接受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营运牌照及其持有人

第七条 从事出租车出租业务必须依照本规定取得营运牌照并办理有关营运手续。本规定所称营运牌照是指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管理机关颁发的允许从事出租车业务的经营资格证明。

第八条 营运牌照的投放实行公开竞投、有偿使用，营运牌照使用期限为10年。本规定公布前取得的营运牌照，其使用期限按照《东莞市出租小汽车经营权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营运牌照不得擅自转让，需要转让的，须在持有人实际运营1年后进行，受让方必须是在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营运牌照转让的具体办法依照《东莞市小汽车营运车牌有偿使用竞投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经营出租车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运输企业；

（二）经营管理及人员素质符合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布的标准和要求；

（三）有足够的固定停车场、位。

营运牌照持有人可以委托、发包或者出租等方式将营运牌照经营权转交符合前款条件的经营者经营；受委托、承包或者承租的经营者，除发包、出租给出租车驾驶员外，不得将营运牌照经营权再转交他人经营。
出租车驾驶员不得同时承包、承租2辆以上出租车，并不得转包或者转租。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自竞得营运牌照后持下列材料到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车辆入户手续：
　　（一）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的文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出具的竞得证明书及缴清营运牌照款的证明；
　　（四）车辆资料。
　　第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在办妥车辆入户手续后，到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道路运输证。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5日内办妥道路运输证。
　　营运牌照须在竞投中标后6个月内投入营运。
　　

第三章 出租车和驾驶员

第十三条 出租车应统一颜色，并报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本规定实施后新投放营运的出租车必须是排汽量在1500毫升以上的新车。
　　禁止微型汽车从事出租业务。
　　第十五条 出租车车主必须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机构监督之下安装有效计价表、顶灯、无线通讯设备和空车标志灯。出租车车主应当在出租车规定位置印制车主名称，放置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副件，张贴或悬挂价目表、本车车牌号、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的投诉电话号码。
　　第十六条 出租车必须符合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本规定制定的出租车营运车况标准，并保持车辆内外的整洁、卫生。
　　出租车营运期间，每季度须到具有出租车专业检测资格的车辆检验机构接受车况检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应不定期检查出租车营运车况。车况检验或者检查不合格的，不得投入营运。
　　第十七条 出租车投入使用后达到国家规定的营运车辆更新年限的，车主必须更新车辆，不得将旧车继续投入营运，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也不给予办理年检。
　　第十八条 出租车驾驶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汽车驾驶证，并实际驾驶汽车2年以上；
　　（二）持有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三）年满18周岁以上、55周岁以下；
　　（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五）身体健康。
　　第十九条 经营者雇用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遵循市政府优先解决本地居民就业的原则，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其他有关手续。雇用非东莞市常住户籍人员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暂住证。
　　第二十条 驾驶员每日出车前、收车后应对车辆安全技术指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确定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
　　实行轮班制的，驾驶员在交接班时应按前款规定对车辆安全技术指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
　　第二十一条 出租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投入营运：
　　（一）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常规检验不合格的；
　　（二）发生机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或者有其他事故隐患的；
　　（三）计价表或无线通讯设施不能正常工作的；
　　（四）车内设施破损、污垢，不宜乘坐的；
　　（五）车号牌字迹模糊、不易辨认的。
　　第二十二条 出租车的经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员。



第四章 出租业务

第二十三条 出租车空车待租时，驾驶员应当载明“空车”和英文“for hire”字样的标志，在上下客点及允许上客的路段，乘客可以示意租用。

第二十四条 出租车载客后，应按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应选择距离最短的路线行驶。如因故确需绕道，应如实向乘客说明原因。
　　第二十五条 出租车载客后，除非乘客要求，不得另载他人。
　　第二十六条 乘客在21时至次日6时之间租车的，驾驶员可以拒绝在主、次干道以外的道路行驶；乘客于上述时段租车离开市区的，驾驶员可以要求乘客出示身份证明。
　　第二十七条 调整出租车租费标准，应当根据出租车经营成本的变化情况，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物价管理机关依法定程序审批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八条 乘客租用出租车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支付租费，但有权拒付超收的租费。
　　出租车租费项目包括：
　　（一）起步价（含二公里以内里程价）；
　　（二）里程价（按公里计算）；
　　（三）等候费；
　　（四）夜间服务费（23时至次日5时）；
　　（五）大件行李费（体积超过0.2立方米、重量超过20公斤的物品为大件）。
　　前款第（一）、（二）、（三）、（四）项的租费，以出租车计价表显示的数额为准。
　　出租车经过依法收费的设施和路段所支付的规费由乘客承担。
　　第二十九条 禁止经营者和驾驶员以任何方式向乘客超收租费。
　　第三十条 驾驶员收取租费，应当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客运发票。



第五章 营运管理

第三十一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市政、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在车站、码头、旅游景点、娱乐场所、口岸区域及市区主干道两侧街道的适当位置设置出租车专用候客站（点）。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应当设置两个以上的出租车专用免费候客车位。
　　禁止以各种名目非法向出租车司机收取费用或者阻扰其正常营运活动。禁止其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为出租车招揽乘客，扰乱营运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
　　第三十二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市政管理部门在市区主、次干道及其他有必要的路段设立临时停车点。在设立黄线标志路段，禁止出租车在非停车点上下客。
　　第三十三条 出租车经营者应当依本规定制订和健全安全客运服务、监督、奖惩等管理制度，加强对驾驶员和出租车的管理。出租车经营管理人员应当经岗位培训掌握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水平。
　　出租车经营者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出租车的承包、租赁期限不得超过营运牌照使用年限。
　　第三十四条 除下列情形外，出租车驾驶员不得拒绝载客：
　　（一）酗酒或者患精神病的乘客要求租车且无正常人陪伴的；
　　（二）乘客要求进入非机动车行驶路段的；
　　（三）乘客要求超载行驶的；
　　（四）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
　　（五）乘客不愿按规定的计费标准支付租费的；
　　（六）乘客在禁止上客的路段要求租车的。
　　第三十五条 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乘客租车时，驾驶员应当优先运送；上述人员乘车需要帮助的，驾驶员应当提供帮助。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出租车可载明“暂停载客”标志，暂停载客：
　　（一）驾驶员下班途中；
　　（二）应召去另一地点接客途中；
　　（三）车况不良或者驾驶员身体不适，不宜载客。
　　第三十七条 禁止利用出租车进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妨碍出租车正常营运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出租车营运中，驾驶员和乘客应当遵守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出租车营运中，驾驶员不得使用对讲机进行与营运业务无关的通话。
　　第三十九条 外地出租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空车不得驶入东莞市内；
　　（二）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在东莞市范围内的载客业务；
　　（三）按市政府规定的道路交通限定区域、路线行驶；
　　（四）不得在市政府规定的场站以外搭载回程乘客；
　　（五）在东莞市内规定线路上空车返程行驶的，必须在空车标志灯上套放“暂停载客”标志，夜间熄灭顶灯。
　　第四十条 政府部门因抢险救灾或者司法部门执行紧急公务，可依法征用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不得拒绝。
　　征用出租车应当按规定支付租费，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补偿。
　　第四十一条 乘客对驾驶员或者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向交通行政主管机关或者出租车行业协会投诉。
　　第四十二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门机构，受理乘客对驾驶员、经营者的投诉。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对乘客的投诉应当及时处理，并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0日内将处理结果或者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第四十三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及出租车行业协会收到乘客投诉后，应当登记以下内容：
　　（一）投诉人姓名、职业、联系电话或者通讯地址；
　　（二）被投诉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出租车车牌号；
　　（三）投诉事实和要求。
　　投诉人不如实提供前款第（一）、（三）项情况的，受理投诉的机构可不予登记。
　　第四十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受理乘客投诉后，按下列程序处理：
　　（一）将投诉人投诉的事实和要求书面通知被投诉人；
　　（二）被投诉人对投诉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发出通知的机构提出答辩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
　　被投诉人逾期不提出答辩意见或者不能证明本人答辩意见的，由主管机关按规定对被投诉人进行处理。
　　被投诉人可以依法委托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律师或者其他公民办理答辩事宜。
　　第四十五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及其他主管机关依法检查出租车时，应出示有效执法检查证并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依法扣留出租车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的，应向当事人出具收据。当事人不得拒绝主管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扣证。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管理部门、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他主管机关检查出租车营运、扣留出租车和驾驶员的有关证件违反前款规定的，经营者和驾驶员有权拒绝。
　　第四十六条 驾驶员对经营者的投诉、驾驶员及经营者对运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投诉，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关于营运牌照管理规定的行为，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东莞市小汽车营运车牌有偿使用竞投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的行为，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交通部《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和《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处理。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本市过去制定的有关出租车管理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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