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教案纠纷案所引发的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高丽娅诉四公里小学(以下简称校方)返还教案纠纷案于2006年2月底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四公里小学自动撤回上诉，著作权一审判决生效，高丽娅主张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终于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这起全国各大媒体高度关注的我国首例教案纠纷案，虽然因高丽娅的胜诉而告终，但围绕本案诉讼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却令人深思，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教师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高丽娅自与校方发生返还教案本的诉讼纠纷之后，校方即以年度考评末位淘汰的方式迫使高丽娅下岗，而曾在一审当中为高丽娅出庭作证的一位同校教师则在当年考评中仅排在高丽娅之前的倒数第二位。而正是这位被末位淘汰的高老师所撰写的教学论文却在全国范围内拿了一等奖，该校几十位学生家长当年在得悉高丽娅被末位淘汰之后，还曾联名写信给校方和区教委要求挽留高老师。高丽娅认为自己遭到打击报复，向当地教委申诉举报，却如石沉大海，长时间杳无音信。四年来高丽娅一直没有和校方签订聘用合同，只能以临时工的方式被区教委派往其他边远学校支援教学，但又不能享受教师应有的基本福利待遇。上述种种可见教师的基本权益在遭遇行政强权的侵犯时，完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尊师重教并未得到切实认真的贯彻和提倡。教育是强国之本，如果一个教师连最基本的权益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何谈提高教育质量，又何谈全民素质的提高呢？
二、司法程序的明显瑕疵揭示审判部门在实践中似乎更多关注如何维护行政强权（或强势力）的权力和地位，而根本忽视对弱者权益的保护。
本案审判程序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本案一审判决之前，一审法院已将本案提交审委会研究直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汇报。一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根据上级法院的批复意见作出的。在此情况下，高丽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结果在二审之前已经被确定了。这种“先定后审”在我国法院审判实践中相当普遍，它使我国诉讼程序法规定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本案历时近四年，惊动三级法院和检察院，先后经过七次审理才得以尘埃落定，司法资源极度浪费，“先定后审”难辞其咎。立法者也许有必要认真考虑那些被设计并规定好的法律程序在实践中如何得以有效地贯彻的问题。
（二）从事后的结果看，对教案著作权的审理应当作为审理（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著作权纠纷案件确立了专属管辖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审理，而对（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所有权的审理又必须有赖于对教案著作权的确认，因此本案一审法官当时即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并告知原告高丽娅先行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确权或侵权之诉，待著作权纠纷判决出台之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但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均在其判词当中对于回避不掉的教案著作权问题直接作了不利于原告高丽娅的认定，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另一方面也明显侵害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及其应当享有的程序法上的权益。联系到前面提到的一审判决作出之前已经汇报到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如此明显的程序瑕疵几级法院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我们不得不怀疑来自其它方面的干预不恰当地影响了司法独立。
三、通过本案揭示的法律缺陷及空白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应通过立法解决。
本案最终判决高丽娅对其所撰写教案享有著作权，以判例的方式在我国第一次确认了教师的教案应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教案的著作权原则上属于撰写教案的教师，填补了我国著作权法实践方面的一项空白，是著作权法实践的一个进步。
这个判决同时还触及著作权法规定的缺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详细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十种行为，但唯独没有规定导致著作权的唯一物质载体灭失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本案最终判决校方毁失教案本的行为侵犯了高丽娅对于其教案的著作权，填补了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方式的法律空白。但这个结果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本案唯一未能解决但绝对应予解决的问题是载有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问题。综合本案所有判决，只能得出教案的著作权归属于教师，但附载教案内容的教案本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教师所在学校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不可想象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正是为了纠正法院判决适用于实践时可能遭遇的谬误，我们曾创造性地提出本案当中高丽娅撰写教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原物（即校方发放的空白教案本）逐渐灭失而新物（即载有高丽娅所写教案内容的教案本）逐渐产生的过程，高丽娅创造了这一新物，就应该是新物的所有权人。虽然这一观点并未被法院采纳，但我们仍然认为它比所有关于教案本所有权的其它观点更具逻辑与现实合理性。
四、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力度还应当大大加强。
本案当中，人民法院虽然没有在由检察机关抗诉启动的再审程序中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但在著作权诉讼中却被迫采纳了检察机关的主要抗诉观点。因此，这一案件仍然可以视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比较成功的范例。需要思考的是：如果继续抗诉，争取本案全面改判会不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显得更加有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各地检察机关在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在处理与法院关系的问题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协调甚至妥协，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监督。这对民事行政检察到底是强化还是弱化？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问题：检察机关如何才能在民事行政法律领域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影响力和发言权？各级各地检察机关似乎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考核政治思想、队伍建设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很少有人去关注法律本身的问题。对于法院判决中涉及认识分歧的法律问题、涉及法律空白和缺陷的问题，检察机关往往缺乏意识和勇气进行研究，更谈不上监督。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民事行政法律的司法解释方面，人民法院一家独大，而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的人民检察院却在这方面无所建树。要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必须加强对法律本身的研究，加强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加强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法律关注，从而取得对于法律本身的发言权，舍此别无他途！

陈晓军
2006年5月25日

执法必须考虑成本

杨涛


据《青年报》4月7日报道，因不服市环保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上海青浦高维精细化工厂（以下简称高维厂）一纸诉状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长宁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判决，维持市环保局对高维厂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环保局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便为调查取证花费了20万元；在高维厂不服处罚提起诉讼后，环保局还特别聘请了本市以及外地的专业检测机构，采用多种技术进行现场勘测；为了保全证据，执法人员24小时保护现场。最后，环保局支付的执法成本居然高达60万。而根据市环境保护条例，市环保局最多只能罚高维厂10万元。这样的执法成本实在太高了。
4月9日有时评作者在《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执法成本太高”是一个伪问题，环保局作为一个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它的运转成本由国家财政负担，罚款不是为了让违法者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成本埋单，更不是直接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的“报酬”， 执法部门由此支出的应诉成本不能算到被处罚者头上。
从高维厂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角度上看，当然，环保局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是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而不用罚款来为其执法成本埋单，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从环保局行政机关的角度讲，执法却是必须考虑成本，因为，环保局既然是依靠国家税收来运转，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当然会要求行政机关要节约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高效政府”不仅仅是说要行动迅速的高效率的政府，当然也包涵效益最大化的高效益的政府。
让我们从具体语境来评析本案，我们先谈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为调查取证花费的20万元，环保局是否必须要花费20万元来调查取证，我们不得而知。但按照高效原则，我们希望环保局尽可能节约纳税人的每一个铜板，当然如果是必须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也无可非议。但在高维厂不服处罚提起诉讼后，环保局特别聘请有关机构来进行现场勘测明显不妥，因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如果是为了确保胜诉，可环保局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进行现场勘测得到的证据并不具证据资格，如此增加执法成本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岂不是荒唐之举吗？所以，我们在此强调效益、成本意识，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和人员要加强法律意识、程序意识，真正理解其开支的每一分钱是来源于纳税人的观念，尽可能减少开支。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也要提出是否纳税人必须为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埋单的命题？纳税人纳税所得是为促进公共福利，而为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与公众期望不符，那么因此而产生的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是否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本案中就涉及为调查取证花费的20万元和执法人员为保全证据而保护现场所花费的成本。笔者认为，这里涉及效益原则与公民权利冲突的问题。为了给予被处罚者正当申辩权和诉讼权，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执法成本的必须有必要付出，这也可以说这也是促进公共福利目的其中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执法机关不能转嫁成本。但是，如果违法者为不正当的目的滥诉行为使执法机关增加的执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却不应当由纳税人来埋单，纳税人没有义务为违法者的故意掩饰违法行为的行为埋单，可以考虑由法院判决其承担执法机关为应诉所增加的成本。当然，在实践中界定比较困难，应当从严掌握。
当然，笔者并不是主张所有的执法行为都是必须权衡执法成本。执法首先要考虑法律的正确实施、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才是应当尽可能地考虑执法成本，因为执法成本毕竟来自纳税人的纳税，节约成本也是减轻民众的负担，更好地促进公共福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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