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南府发〔2004〕3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南宁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三月十日


南宁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的土地交易，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土地使用权交易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抵押、租赁。
　　本规定所指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附着物的转让，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房地产转让除外。

　　第三条　南宁市人民政府设立土地交易市场作为土地交易的专门场所，土地交易应当在土地交易市场进行。
　　
　　第四条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是市土地交易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建设、规划、计划、房产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市土地交易市场的管理工作。
　　南宁市土地交易中心是南宁市土地交易市场的承办机构，接受市监察机关和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市土地交易中心的主要职责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协助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交易具体业务，包括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交易条件的初审、成交确认、税费测算及代收等。
　　（三）受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单位或个人委托，组织实施招标、拍卖及挂牌交易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业务。
　　（四）收集、储存、定期发布土地使用权交易行情、本市地价水平和有关政策法规信息及信息咨询服务。
　　（五）为土地使用权交易、洽谈、招商、展销和举办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提供场地，提供招标拍卖专家库等技术支持，为地价评估、信息咨询、土地交易代理等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营业场所。
　　（六）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业务。

　　第六条 下列土地使用权交易，应当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
　　（一）经营性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二）经公示后有两个以上用地意向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三）不符合划拨供地目录的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
　　（四）为实现抵押权而进行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
　　（五）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拍卖用于清偿债务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
　　（六）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首次交易。包括转让、租赁、抵押、作价出资、入股交换或赠与等交易；
　　（七）企业改制中以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在原授权经营集团公司直属企业、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之间转让的除外）；
　　（八）经批准改变原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使用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九）法律法规允许的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第七条 为实现抵押权或债权等原因而涉及国有划拨土地出让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人必须向市土地交易中心提出交易预报。市土地交易中心必须在接到预报后三个工作日内送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须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后方可交易。凡按规定应纳入政府收购储备运作的，由市土地储备中心按规定统一收购。

　　第八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交易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由原土地使用者自主委托具有土地评估能力的评估机构评估地价，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集体决策，参考土地评估报告核定应补交的土地出让金标准、数额、明确缴纳办法，并将有关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抵押权人为实现抵押要求处分抵押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造物、附着物的，可凭土地抵押登记材料到市土地交易中心直接安排交易或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交易需经核准的，由市土地交易中心在五日内核验后送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五个工作日完成核准。经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交易的，由市土地交易中心办理手续。

　　第十条 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裁定、决定处分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造物、附着物的转让，可委托交易中心组织交易。

　　第十一条 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土地首次交易，原土地使用者应按规定提交土地出让（租赁）合同、付清地价款（租金）凭证以及相关证件，经市土地交易中心初审后报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第十二条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企业改制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需要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改变为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变更后的土地用途，以变更时的土地市场价格补交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所改变用途的土地使用权需转让的，应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

　　第十四条 市土地交易中心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条的职责对进场交易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情况、土地性质、交易条件等进行审查，防止欺诈，确保交易安全，必须公开交易的，应当按规定进行公开交易。不须公开交易且申请人没有提出公开交易要求的，由原土地使用者直接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原土地使用者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一般包括委托事项、土地使用者、交易地块位置、面积、用途、使用年限、公告期限、委托费用、临时冻结产权、解冻等条款。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交易公告由委托人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应在区、市主要报刊或其他新闻媒体发布，同时在市土地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公示。

　　第十七条 市土地交易中心对市场交易中的土地申报价格，要依据标定地价进行审核，凡土地转让申报价格比标定地价低20%以上的，市人民政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的土地进入政府土地储备库。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可设立最低保护价。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或挂牌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时，未达到最低保护价、规定人数或其他条件要求的，委托人有权收回重新安排交易。
最低保护价，包括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底价和委托人要求的保留价。

　　第十九条 土地交易成交后，由委托人与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与受让人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

　　第二十条 除市政府另有规定外，市土地交易中心在土地交易成交后从成交价款中将应补交的地价款及其他规费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土地交易中心应按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收取相应的中介服务费。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通过市土地交易中心转让后，受让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凭《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合同》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未经过登记的交易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三条 市监察机关和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市土地交易中心设立检举或投诉信箱，接受群众对土地使用权交易违纪违规行为的检举、投诉。

　　第二十四条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市土地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接受贿赂、徇私舞弊、泄漏秘密、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监察机关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招标、拍卖或挂牌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除本规定另有规定外，适用《南宁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办法（试行）》和《南宁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公开交易办法（试行）》。

　　第二十六条 本市辖县的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市政府过去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4年5月10日起施行。



“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宪法解读

杨士林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 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