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


关于印发《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科发基字〔2003〕3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委，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为规范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科学技术评价机制，正确引导科学技术工作健康发展，增强我国的科学技术持续创新能力，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实力和水平，根据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三年九月二十日


科学技术评价办法
（ 试 行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科学技术评价制度，规范科学技术评价活动，正确引导科学技术工作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学技术评价是科学技术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科学技术评价是指受托方根据委托方明确的目的，按照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对科学技术活动以及与科学技术活动相关的事项所进行的论证、评审、评议、评估、验收等活动。
本办法适用于对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机构、人员、成果的科学技术评价。
第四条 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应当遵循“目标导向、分类实施、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要求，必须有利于鼓励原始性创新，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有利于发现和培育优秀人才，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利于防止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
第五条 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评价活动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科学的评价。
第六条 科学技术部是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评价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科学技术评价活动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基本程序和要求
第七条 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行为主体包括评价委托方、受托方及被评价方。委托方是指提出评价需求的一方，主要是各级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负有管理科学技术活动职责的机构等；受托方是指受委托方委托，组织实施或实施评价活动的一方，主要包括专业的评价机构、评价专家委员会或评价专家组等；被评价方是指申请、承担或参与委托方所组织实施的科学技术活动的机构、组织或个人。
第八条 科学技术评价工作一般应由委托方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评价专家委员会或评价专家组作为受托方进行。
第九条 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科学技术评价工作提出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或任务书。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包括：
（一）评价对象与内容；
（二）评价目标；
（三）评价方法、标准与具体程序；
（四）评价报告的要求；
（五）评价费用及支付；
（六）相关信息和资料的保密；
（七）其他必要内容。
评价费用应由委托方支出，不得由被评价方支出。根据需要或合同约定，评价合同中的评价目标、方法、标准、程序等有关内容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条 受托方接受委托后，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制定评价工作方案，在取得委托方认可后，独立开展评价工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十一条 受托方应根据评价对象、内容及评价目标，遴选符合要求的评价专家进行评价活动。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方也可以直接遴选、组建评价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作为受托方，由受托方独立进行评价活动。
第十二条 受托方可以采取实地考察、专家咨询、信息查询、社会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所需的信息资料，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报告，按时提交给委托方并由委托方归档保存。
第十三条 评价报告一般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价机构、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的名称或名单；
（二）委托方名称；
（三）评价目的、对象及内容；
（四）评价原则、方法及标准；
（五）评价程序；
（六）评价结果；
（七）合同约定或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评价过程中收集的与评价有关的信息资料以及其他需要附录的信息资料可以作为附件。
第十四条 评价结果由评价专家委员会或评价专家组以会议或通讯方式评议产生。对重大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成果及重要机构、人员等的评价以及合同有特别约定的，应当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产生。
评价专家有不同评价意见的，应当如实记载，并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根据需要，在保证不被侵权、不泄密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委托方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公开有关评价结果，必要时，也可以将评价结果告知被评价方或其所在单位。
被评价方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提出申诉。
第十六条 评价结果是委托方进行科学技术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可作为对被评价方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给予资助、连续资助或终止资助的依据。依据评价结果所做的决策行为，其责任由决策行为方承担。
被评价方要根据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结果和建议，及时调整、改进自身的科学技术活动。

第三章 评价专家遴选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评价专家资格审查制度。评价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判断能力，熟悉被评价内容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
（二）具有良好的资信和科学道德，认真严谨，秉公办事，客观公正，热心科学技术事业，敢于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建立健全评价专家库。评价专家库应包括来自研究与发展机构、大学、企业等单位的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等，并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及时更新。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评价专家库共享机制。
第十九条 遴选评价专家应当遵守下列原则：
（一）随机原则。参与具体评价活动的评价专家一般应从评价专家库中依据要求和条件随机遴选，必要时，可以遴选一定比例的管理专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及用户代表参加。遴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应体现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技术、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并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在一线从事实际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专家参加。
（二）回避原则。与被评价方有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其他关系的评价专家不能参与评价。已遴选出的，应主动申明并回避。被评价方可以按规定提出一定数量建议回避的评价专家，并说明理由。
委托方或受托方根据需要可以在评价前或评价后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评价专家名单，以增强评价专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接受社会监督。
（三）更换原则。委托方或受托方组建的常设评价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应定期换届，其成员连选连任一般不得超过两届，并应当保持一定的更换比例。
第二十条 评价专家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要求，恪守职业道德，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原则，并自觉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于无保密要求的重大科学技术计划的制定，优先资助领域的遴选，重大项目与重要“非共识”项目、重要研究与发展机构和人员等的评价，应邀请一定比例的境外专家参与。

第四章 科学技术计划评价
第二十二条 科学技术计划评价应以满足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前沿重大问题的突破和解决为评价重点。
第二十三条 科学技术计划评价主要是针对国家或地方重大科学技术计划（含“工程”和“专项”）的设立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为改进科学技术计划的决策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第二十四条 科学技术计划评价包括前期评价、中期评估和绩效评价。
（一）前期评价主要是对拟设立的科学技术计划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定位、目标、任务、投入、组织管理等进行评价，为战略决策、计划设计和组织实施提供依据。
（二）中期评估主要是对科学技术计划执行中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为科学技术计划的后续安排和调整提供依据。
（三）绩效评价主要是对科学技术计划目标的实现程度、完成效果与影响、经费投入的效益、组织管理的有效性等进行评价，为科学技术计划的滚动实施、调整或终止提供依据。
第二十五条 科学技术计划评价一般应选择独立的专业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作为受托方。受托方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科学技术计划，遴选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参与评价工作。
第二十六条 重大科学技术计划绩效评价周期依据其实施期确定，对于实施期较长的科学技术计划一般每五年左右进行一次。

第五章 科学技术项目评价
第二十七条 科学技术项目评价实行分类评价。根据各类科学技术项目的不同特点，选择确定合理的评价程序、评价标准和方法，注重评价实效。
对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实行全程评价，包括立项评审、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并可根据需要在项目结题后2至5年内进行后期绩效评价。一般性科学技术项目评价应侧重立项评审和结题验收，实行年度进展报告制度。
第二十八条 战略性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应以解决经济、社会、国家安全以及科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导向，突出国家目标与科学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以科学前沿的原始性创新和集成性创新、对国家重大需求的潜在贡献以及优秀人才培养为评价重点。
（一）评价专家应当从研究经验丰富、学术眼光敏锐、战略意识强和知识面广的专家中遴选产生，并注重吸纳在一线从事高水平研究、熟悉同类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及趋势的专家参加。
（二）立项评审应按照相应科学技术计划的目标要求，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项目的学术创新性、科学和社会价值、研究队伍的创新能力、工作基础和研究条件等方面作出评价；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应按照项目合同或任务书的要求，针对目标和任务的实施与完成情况作出评价。
（三）后期绩效评价主要对项目的创新性、科学价值及其经济和社会效益作出综合评价。
第二十九条 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应以保障科学研究自由，鼓励科学探索和原始性创新为导向，注重对科学价值和人才培养的评价。
（一）评价专家主要从熟悉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前沿发展、学术眼光敏锐并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专家中遴选产生。
（二）立项评审应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重点从项目的创新性、研究价值、目标设定、研究方案等方面作出评价，不过分强调项目的预期成果等。
（三）应将立项评审作为评价工作重点，一般不组织专门的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但应当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
对探索性强或具有明显创新性的“非共识”研究项目，应重点评价被评价方的创新能力与潜力、学术水平及科学严谨性。对争议或分歧较大的，应当将评价专家署名的不同评价意见和被评价方的申辩理由一并提交委托方审定。应加强对此类项目的管理和后期绩效评价，重点评价成果产出的质量和对原始性创新的贡献及潜在价值。
第三十条 应用研究项目评价应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技术推动和市场牵引为导向，以技术理论、关键技术和核心高技术的创新与集成水平、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出、潜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要素为评价重点。
（一）评价专家主要从科学技术专家、管理专家、经济学家、企业技术负责人和潜在用户代表中遴选产生。
（二）立项评审应重点从研究目标和内容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技术实力与研究基础、预期应用前景等方面作出评价；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重点评价项目合同或任务书所确立的目标实现情况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三）重大应用研究项目的后期绩效评价主要从技术的创新与集成水平、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出、技术标准研制、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作出综合评价。侧重于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还应考察学术论文的质量。
第三十一条 科学技术产业化项目评价以建立企业为主体的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机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为导向，以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为评价重点。
（一）评价专家应从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企业家以及用户代表中遴选产生。
（二）重大科学技术产业化项目评价应当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进行全程评价。根据需要，评价结果可以提供给其他投资方。
（三）立项评审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要求，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重点从带动产业技术升级、引导新兴产业形成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或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配套集成等方面作出评价；中期评估、结题验收应根据项目合同或任务书的要求，对合同目标和考核指标的实现情况作出评价。
（四）对重大科学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后期绩效评价以市场评价为主，采用定性评价法和经济计量法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作出评价。
第三十二条 社会公益性研究项目评价应以研究解决国家战略性公益事业发展的共性科学技术问题，增强科学技术为重大社会公益问题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和服务的能力，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保障为导向，以技术支撑及服务体系的先进有效性，共享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及潜在的社会效益等作为评价重点。
（一）评价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应由从事社会公益性研究工作的专家、管理专家及用户代表组成。
（二）社会公益性研究项目应充分考虑社会公益性的特点，重点从技术支撑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共享度、社会效益及服务效果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三）应根据社会公益性研究工作的长期性、服务性、共享性特点，对公益性研究工作实行长期跟踪考察，注重社会公益领域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
第三十三条 科学技术条件建设与支撑服务项目评价应以为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提供科学技术条件支撑和公共服务为导向，以对国民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为评价重点。
（一）评价专家应从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条件建设工作的专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和用户代表中遴选产生。
（二）根据科学技术资源和条件的特点，分类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条件建设类项目评价应注重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和资源（包括自然和人文资源、数据、标准、信息、设施等）的准确性、完整性、共享性、应用率、技术的先进有效性、运行与维护的高效性、提供服务的能力等；支撑服务类项目评价应注重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和资源信息的完整性、开放度、集成度与共享度，服务手段的先进性、有效性、规范性，以及服务的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
（三）对科学技术条件建设和支撑服务项目实行长期跟踪考察，注重社会效益及服务效果，通常不能以发表学术论文或获得专利情况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第六章 研究与发展机构评价
第三十四条 研究与发展机构应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立现代研究与发展管理制度为导向，以机构的发展目标与定位、研究与发展能力、人才队伍建设、条件建设与服务水平、运行机制与创新环境建设以及科学技术产出绩效等方面为评价重点。
第三十五条 研究与发展机构评价应委托专业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作为受托方进行评价。对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等重要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评价，应当邀请一定比例的境外专家参与评价。
第三十六条 对研究与发展机构应根据其功能定位、任务目标、运行机制等特点，选择合理的评价方式和标准进行分类评价。
（一）基础研究机构评价应以原始性创新能力与国际科学前沿竞争力为评价重点，主要评价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的科学性、学科带头人及人才群体的整体水平和培养能力、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情况、科研条件共享、成果及论文产出的水平以及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地位和影响等。
（二）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评价以其对国计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服务能力为评价重点，主要评价其发展方向与国家需求的一致性、科学技术创新与服务能力、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产生的社会效果、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完善程度、共享水平及服务质量等。
（三）技术开发类机构评价以其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能力为重点，主要评价其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和保护能力、对行业科学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以及经济效益等。这类机构的评价应以市场评价为主。
第三十七条 以政府财政资助为主的研究与发展机构，由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委托评价，评价结果应与政府财政的投入水平相适应。
第三十八条 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评价应当定期进行，评价周期一般为3至5年。

第七章 研究与发展人员评价
第三十九条 研究与发展人员评价以促进形成“公平、公开”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导向，以其代表性产出和业绩、创新潜力和职业道德等为评价重点。
第四十条 评价专家应从科学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中遴选产生，并应当邀请被评价人员所在单位的人员参加。
第四十一条 研究与发展人员评价应根据其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岗位，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进行分类评价。
（一）对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人员评价应重点考察其创新研究能力和潜力、学术水平、工作业绩、学术影响等。
（二）对从事应用研究工作的人员评价应重点考察其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创新与集成能力和潜力、工作业绩、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等。
（三）对从事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工作的人员评价应以市场评价为主，重点考察其推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能力，及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一般不以学术论文发表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四）对从事条件保障与实验技术工作的人员评价应重点考察其为研究与发展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工作质量、工作责任心、服务的满意度等，一般不以发表学术论文或获得成果、专利为主要评价指标。
第四十二条 对研究与发展人员的评价应采取个人评价与群体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注重人员在研究群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人员评价应主要评价带头人的创新能力和潜力、把握研究与发展方向的能力、研究与发展水平、实际贡献、组织协调能力等。群体内部人员的评价可由带头人进行。
第四十三条 对研究与发展人员的评价应根据岗位的不同性质和特点，结合岗位聘用确定评价周期，一般为3至5年。

第八章 科学技术成果评价
第四十四条 科学技术成果评价以鼓励创新、加快人才培养、 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增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为导向，以科学价值或技术水平、市场前景为评价重点。
第四十五条 委托方应根据需要委托专业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作为受托方对成果进行评价。各级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一般不对被评价方自行提出的要求组织成果评价。
第四十六条 委托方应减少直接组织的成果评价数量，特别是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类成果的评价数量。一般科学技术项目结题验收后不再对成果另行评价，但重大项目或有重要创新、重大价值的成果应根据需要适时进行评价。
采用专家推荐制提交评价的成果，应当由三名以上熟悉该领域的专家联合或分别向委托方署名推荐产生。
第四十七条 成果评价应当遴选一定比例的同行专家作为评价专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可视情况邀请境外同行专家参与成果评价。
第四十八条 成果评价应根据成果的性质和特点确定评价标准，进行分类评价。
（一）基础研究成果应以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发现和重大创新，以及新发现、新理论等的科学水平、科学价值作为评价重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及被引用情况应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二）应用技术成果应以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后续开发和应用推广中取得新技术、新产品，获得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为评价重点。应用技术成果的技术指标、投入产出比和潜在市场经济价值等应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软科学研究成果应以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和意义，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创新性以及对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作为评价重点。软科学研究成果的研究难度和复杂程度、经济和社会效益等应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
第四十九条 被评价方应当提供完整、齐全的技术资料和相关文档，必要时，应当提供专业检测、检索机构等专门机构出具的检测、检索报告或证明材料。
提供给评价专家的与被评价成果相关的各项资料中应隐去成果完成单位名称和完成人的姓名。
第五十条 对申报国家或地方科学技术奖励的成果进行评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科学技术奖励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五十一条 成果评价结果应在充分的国内外对比数据或检索证明材料的基础上，对成果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内涵进行全面分析，不得滥用“国内先进”、“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填补空白”等抽象用语。严禁弄虚作假和搞形式主义。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参与评价工作的有关各方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保证科学技术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建立健全评价机构和评价专家的信誉制度。评价工作结束后，委托方应对受托方评价工作的公正性、客观性等方面作如实记录；受托方应对评价专家在评价工作中的公正性、客观性、评价意见、工作态度等方面作如实记录；委托方应当建立专业评价机构、评价专家的违规和失误记录档案。
第五十三条 委托方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由管理专家、科学技术专家、法律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等组成。
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科学技术评价活动，受理并处理对评价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问题的申诉和举报。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科学技术评价活动存在问题的，可以向委托方、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诉和举报。申诉人、举报人应当提供书面材料，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委托方、科学技术评价监督委员会应当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对署名举报的，应当对举报人及举报内容保密。在对申诉或举报的问题调查核实、作出处理后，应将核实、处理结果告知申诉人或举报人并听取意见。对匿名举报的材料，有具体事实的，应当进行初步核实，并确定处理办法。对无署名、无联系方式、没有具体事实的举报，委托方或监督委员会不予受理。
第五十五条 委托方工作人员在评价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干扰评价工作导致评价不公正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受托方在评价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评价结果严重失实的，委托方可分别情况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终止评价委托或取消评价资格。构成违纪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评价专家在评价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委托方可以分别情况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评价工作的资格；构成违纪的，建议有关单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被评价方在评价过程中提供虚假资料、信息，干扰评价工作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造成评价结果严重失实的，委托方可以分别情况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被评价资格、终止项目合同或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其承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等资格。构成违纪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管理科学技术活动职责的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修改、完善或制定本部门、本地区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机构、人员及成果等科学技术评价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现行有关评价的具体办法和实施细则中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予修改。
第六十条 其他科学技术评价活动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王占洲


摘要：“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 　预测 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多出现取保候审权利争议的情况，即羁押与取保候审权利之间的冲突），适用取保候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同时这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经看出“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刑事诉讼理论界均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没有确定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为“社会危险性”设置专门的证明机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其程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据科学化的制度化的证明，这已经不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它是司法上的不严谨，它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机会。也许，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还是被剥夺的问题，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如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所想“反正最终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审或逮捕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来说，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他们的权利同样也是构建我们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基石，因而他们至少有权利要求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随意猜测或感觉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罢，他们至少应当有知道什么是社会危险性，自己是怎样被证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权利罢？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超期羁押、取保候审与逮捕的冲突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也许问题之一就出在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上罢？的确，基础性的条件尚未明确又怎能保证依此而做出的判断的准确性呢？以下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危险”是指“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即“性质”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内在因素。仅仅从字面看，“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当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强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长期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在法律上还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另一个是犯罪的嫌疑——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强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这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同刑事诉讼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法律对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法律评价，同时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对其行为的不利评价和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强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而是使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保障，况且，从法律上讲，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通过刑事判决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需要对其处以刑罚，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被确认。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应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我们将“社会危险性”界定为“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2]。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在有些论著中也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称谓不准确，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缓刑制度和假释制度的影响，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关键条件是“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法定条件，是确认“再危害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受此影响，有学者便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界定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之一。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一原则下，对于那些原来就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诉中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在法律上他们并不存在“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前提，因为犯罪嫌疑绝不能等同于犯罪，这是关乎刑事诉讼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思想上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于他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有什么刑事诉讼权利可言呢？因而，这里我们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应当包括：第一、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以及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应当是指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因为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有其自身特点，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在程度上也有着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诉讼义务包括：第一、依法接受侦查机关对其所涉犯罪事实进行的合法的侦查；第二、依法到庭参加人民法院对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确保具体刑罚的执行。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拒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决定的刑罚的执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问题：第一、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不仅仅是逃亡、躲避，还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虽然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在审理或刑罚执行之前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处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的，也应视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因为依据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及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而认为有使调查或审理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性时，不能据此即自动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而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使用特定之证据来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给侦查或审理造成的困难。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碍侦查机关取证、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实施其它阻挠刑事诉讼进程的积极的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各种涉案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证人、翻译人、鉴定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鉴定的真实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机关所作供述的真实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或企图通过唆使、指使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同犯罪行为会发生重合，的确，上述我们所指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只要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为。因而，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里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应是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
二、社会危险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但它决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臆想和虚无缥缈的猜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它也不同于刑法中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并未已经实际发生，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转化为现实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从立法学上讲，“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它肯定是违宪的。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中确认了对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主要体现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即使这时的公民已经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羁押只能由有资格的官员或被授权的人在一个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授权或在其有效控制下进行。当然，宪法只是规定原则，具体要通过相关部门法来实现。宪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宪法的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也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我们认为这种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应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权利在部门法立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一层面的含义，即在制定部门法时明确具体的规定该项宪法权利的内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宪法权利在部门法司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部门法在实施时应当拥有保证该项权利实现的必要的保障机制。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但是如果在法律实施时，如果存在公权部门可以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且不受任何制约的可能性，那么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对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对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我们在考察一项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时，不仅要考察该法律规定本身，还应当从宪法角度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评价，即该项法律的执行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是必须的，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社会危险性”可以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该项法律的执行当然不符合宪法的标准，因而它肯定是违宪的。
2、复杂性，即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原因的复杂性，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对涉嫌罪名性质的认识、对相关证据的理解、对其的预期处罚认知状态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客观上刑事诉讼所涉及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险性的手段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社会危险性”的复杂性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相信“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这一简单的等式。理论上，在犯罪嫌疑同社会危险性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证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后这种可能性才能被确定为法律事实，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会危险性这两个待证明的可能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联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社会危险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在“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无意义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义。
3、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显它是一个可变因素，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条件）、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4、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就社会危险性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社会危险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我们试图为其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论证体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危险性”与其它相近概念的区别
在大多数涉及到强制措施的论著及教材中都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社会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发生混淆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危险性”同刑事实体中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会危险性”不同于“社会危害性”。
（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腿，因其自身条件的变化，甲已基本丧失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可能，其社会危险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没有。
2、“社会危险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险性”。
有学者（赵永红）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给人身危险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的，是行为人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事实与否定规范评价的统一。易言之，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他将这种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称之为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二种情况：一是指无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再犯可能性或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3]。表面上看，“社会危险性”同“人身危险性”的内容比较相似，两者都反映了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预测或评估，但两者存在的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对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对于社会危险性来说，其侧重于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为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提供依据，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存在赋予了司法机关剥夺那些在法律上还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险性则是力图从刑事实体的角度解决刑事责任的问题，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刑罚学的角度研究，为量刑提供指导；初犯可能性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则在犯罪论部分有所体现，表现为立法上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选择要件加以规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强调的是行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危险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其更强调的是妨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四、“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
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5]。当然，一般来说这里的证明责任是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实体事实所需做出的证明，但是从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运用于对程序问题的判断，理由有：
首先，“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必要性，因为司法机关针对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同样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依据，由此所产生的决定会对那些在法律上尚属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直接的影响，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据以做出程序决定的这种关键依据同人民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依据在本质上都属于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主要原因。的确，不加证明地确定“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和不加证明地确定犯罪行为的存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不仅仅使刑事诉讼显得如同儿戏，而且还会使不加证明即做出该种确定的司法工作人员直接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不加证明的确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特别是当那些遭受了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终被确定为无罪时，这种风险更大。
其次，“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可行性，在“社会危险性”的特征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社会危险性”的可证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证明性并不仅仅是其自身从内部而言所具备的某种内在因素，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特点的简单归纳，它是可以纳入到逻辑推理中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其进行论证，其原理同我们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属于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唯一的区别只是证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许对此不理解，但既然我们都认可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认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尚未发生的行为进行证明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原子武器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社会危险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来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发生，这是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尚未发生的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看，对尚未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能不能证明的问题，而只有是否尽力去研究出能够证明其存在规律的论证机制的问题，它不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时同样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证明主体的不同，“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应作如下分配：
1、逮捕决定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条件当然不能随意猜测，它必须要经过证明，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承担决定逮捕违法的风险。
2、取保候审申请人的证明责任
从法理上而言，刑事诉讼法既然同时规定有适用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和适用条件，那么当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且能够按照批准机关的要求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时，他就享有被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该项权利的享有取决于适用条件的成立，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其已经由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转化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其自始即属采取取保候审不致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逮捕决定自始有误。当然，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需要证明的，这时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申请方，即负有了“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他们（包括享有申请权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承担其取保候审申请不能实现的风险。
3、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决定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即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通常就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如果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认同了取保候审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所作的证明，即表明取保候审申请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或充分实现，此时不再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但当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时，则会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就意味着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提出了与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完全对立的主张——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这一主张也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决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当取保候审申请人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理由不能成立时，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审批机关虽然理由没有变化但也相当于提出了新的对抗性主张，其当然应当承担起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证据及其证明的责任，其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应批准取保候审申请，或者承担其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的决定违法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辞典》（第二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参见王占洲、林苇著《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