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审理程序重构方法论的基本理念/马献钊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2 02:25:07   浏览:978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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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减刑假释诉讼审理程序是一种狱政机关行政审批和人民法院书面审理相结合的程序,其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由于透明度不高,程序基本上是在高墙之内流转,在监管干警和法官的办公室内运行,社会各界并不了解程序运行的基本情况。二是当事人参与度不高,虽然在提请阶段,刑罚执行机关将有关信息向在押犯公示并赋予其一定的异议权,但是从总体上看,罪犯没有直接参与到程序当中。三是缺乏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监督呈现出功能性缺失,监督滞后且效力不足,其他机关和组织由于缺乏知情权更是无法监督。这些问题导致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容易出现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串通,导致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产生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率、假释率、暂予监外执行率高的现象,一直备受社会诟病。

第一,明确改革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标。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减刑假释审理程序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当前不仅学术界对相关程序构建的认识不一致,而且由于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不尽一致且并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大相径庭,有些探索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为了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程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12年7月1日起实施,该司法解释从总体上描绘了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基本框架,包括庭前准备程序、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的审理程序、公示程序、送达程序以及上下监督程序的最新司法解释,但对于审判程序的核心问题——如何“开庭”审理,并未作出详细规定。社会关注度与减刑假释审判程序建构问题之间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笔者认为,减刑假释的决定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减刑假释诉讼程序属于司法程序,审判程序是减刑假释程序的核心。因此,必须围绕审判程序这一核心来设计整个减刑假释程序流程,必须为了保障审判权的正确行使、确保司法公正来重构程序。当然,并不是说刑罚执行机关的提请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当事人的参与权、救济权不重要,这些权力或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围绕审判权而展开,服务于审判权的行使。

第二,明确减刑假释审判程序的实体内容。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再好的程序,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实体问题,就会变成华而不实的“摆设”。减刑假释审判的实体内容包括事实性判断和法律性判断两个方面,所谓事实性判断,就是在审查罪犯悔改表现、立功表现真实性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的现状及走向作出判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由其行使对减刑假释整个程序的监督权,也是确保减刑假释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

第三,确立减刑假释审判的诉讼模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拿来主义,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随意构建程序。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要抱着一种客观的、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的减刑假释裁决的运作程序,而不是对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的彻底否定;然后总结实践中有益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研究的起点首先要构建程序,减刑假释程序的问题就是:因为程序不公开、监督缺位,导致一些罪犯刑罚的非正常变更。刑罚非正常变更问题涉及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裁决权归属问题。有人主张裁决权划归刑罚执行机关行使,这样能更好体现管人与管事相结合、效果与效率相一致的事权原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分权制衡原则,容易滋生腐败。其次,作为刑事裁判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是审判机关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决本质上是对罪犯原判刑罚的变更,行政机关无权作出。当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发生变化后,只有作出刑罚的法院才有权予以变更,如果由其他机关变更,则缺乏最基本的公正。因此,裁决权仍应归属于法院。

(二)裁决程序模式问题。面对一提到原有的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的不公开性,立即有人开出一剂“药方”,即“以程序正义为原则确立对抗式庭审模式”,主张我国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把减刑假释审判裁决程序也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服刑罪犯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对抗模式,言词审理程序或者是由代表检察机关提出刑罚变更意见的检察员与被害人的委托律师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三)提请权问题。如果没有出现该提请的不提请或者不该提请的提请了,现在就不是问题,也无须讨论,保持刑罚机关提请的现状即可。既然改革减刑假释程序的动因在于强化程序公开和监督,那么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哪些机关或当事人参与程序,二是监督权如何配置。有人以程序公正和当事人平等为由主张被害人对减刑假释享有程序参与权。

(四)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范围。有人针对当下“书面审理、集中办理、形式审查、文书格式化”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当对之彻底加以改革,是目前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这只是对目前程序的一种高度概括,并不是存在的真正问题。那些对全部减刑假释案件都实行开庭审理的主张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状况,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解决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犯罪数量增加、在押罪犯数量增加的趋势,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司法资源的现状,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减刑假释制度,更不能简单地通过理论思辨来设计程序。要抱着一种客观、实证的态度来分析现有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对原有程序的彻底否定。实践中还可以将案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有异议的,另一类是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的意见没有异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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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完善

赵培荣


摘要:本文考察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历史作用,分析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程序、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出的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行评析之后,指出劳动教养立法应当跳出单纯地为劳动教养制度寻求法律依据的思维模式,应把它放在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大背景下,充分吸收和借鉴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成份,以及近年来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全新的角度重新构建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进而提出了包括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和拘役、管制刑,设立“强制教养”为刑罚中的主刑,“社区矫正”为刑罚中的附加刑,并把现行的“收容教育”改造为“矫正教育”,作为一种非刑罚方法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

目 录
引 言
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历史作用
1.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1.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作用
2.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上存在的问题
2.1.1 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界定
2.1.2 劳动教养的对象被不断扩大,且与刑罚、行政处罚的对象重复
2.1.3 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2.2 劳动教养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2.2.1 劳动教养在审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2.2.2 在保障劳动教养人员权利救济上存在的问题
2.2.3 许多程序上的制度和措施均无明确规定
2.3 劳动教养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2.3.1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模式
2.3.2 劳动教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3.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探索
3.1 劳动教养管理制度改革——三种管理模式的探索
3.2 劳动教养教育矫治模式的创新
3.3 劳动教养戒毒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4. 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
4.1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辨析
4.1.1 保留说
4.1.2 废除说
4.1.3 变革说
4.2 劳动教养立法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4.2.1 劳动教养立法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
4.2.2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缺乏劳动教养立法必需的法制基础
4.2.3 目前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局限性也是劳动教养立法难产的原因之一
4.3 重构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4.3.1 我国法律制裁体系中制裁措施的衔接存在空档
4.3.2 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结构存在功能性缺陷
4.3.3 我国刑罚中的管制、拘役都存在巨大的缺陷,必须予以完善
4.3.4 我国现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着同劳动教养制度类似的各种弊端
4.3.5 重构我国法律制裁体系已具备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4.4 重构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方案设计
4.4.1 废除劳动教养和拘役刑,设置“强制教养”为刑罚中的主刑
4.4.2 废除管制刑,设置“社区矫正”为附加刑
4.4.3 把“收容教育”改为“矫正教育”,作为一种非刑罚化的处理方式
4.5 结语
参考文献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一)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工作合力需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在尚未完全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的情况下,个别单位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认为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与自己无关,对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动协调配合不够,对组织实施法治文化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展。
(二)内容形式不够丰富,文化融合需要加深。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的吸引民众。法律与文化的结合点也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与机关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行业文化、旅游文化、环境文化等有待进一步拓展。
(三)实践开展不够充分,法治惠民需要务实。法治文化建设是为了培育出民众信仰法律的精神,培养出从内心认同法律,使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的一个部分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可以让群众享受到法治邗江实实在在的成果。目前,法治文化实践活动开展不够全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酵母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民众对法治带来的安民、富民、惠民的效果感受不深,影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