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陷及建议/刘忠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23:38:49   浏览:863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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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奉行“国家追诉主义”,长期以来,被害人的利益被附加在公共利益之上,在一个把被害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一体看待的国家中,前者的利益经常会被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忽视或吸收,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案件中出现公共利益也许被实现,但被害人利益却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甚至被侵害的情况发生,从而引发被害人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不满。而社会上的每个人又都是潜在的受害人,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被害人,如此将使公民对国家司法失去信任。许多研究表明,刑事被害人在遭受心理创伤后,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极易导致人格异化并造成刑事被害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这是诱使刑事被害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法律地位,保障其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使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加入到刑事诉讼当中,使其感受到判决是在其积极有效的参与下做出的,从内心愿意接受这一结果,也就会有利于平复其报复心理,避免私力报复的出现,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当控告人不服“不予立案决定”时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以及适用什么样的复议程序及法律后果,而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院的立案通知后应当在多长时间内立案以及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会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处于空白。这些法律漏洞造成了无法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一是在代理权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被害人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和保障;二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作出规定;三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则没有此权利。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实现,只起补充作用。在审判阶段,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情况下,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在法庭上基本仍然只处于控方证人地位,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既不是起诉人,也没有极为重要的上诉权,构不成完整的诉讼权,被害人只有请求权,而非决定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直接启动二审的权利。据此表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属于独立完整的诉讼主体,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法律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既然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诉讼,将其排除在适用该条件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限制性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二、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在我国民事损害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
  因此应当统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定,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上诉权,从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我国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科学之处,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应尽快制定《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办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的对象和范围、补偿的数额和原则、补偿的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明确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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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提供法治环境

2000年11月8日 02:45 郝铁川

9月17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思源活动中心,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开幕式上做特邀学术报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就美国哲学和亚洲哲学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对亚洲哲学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杨振宁说,美国的中学生在考试中是比不过亚洲学生的,他们常常只能考倒数的名次。但也有人开玩笑说,恰恰是美国学生考倒数的名次,才成就了美国创新的氛围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亚洲哲学把学生引入狭窄的专业;美国哲学允许学生东跑西跑,亚洲哲学让学生按部就班;美国哲学喜欢学生活力充沛,亚洲哲学喜欢学生安安静静;美国哲学训练的学生勇敢,亚洲哲学训练的学生胆怯;受美国哲学浸染的学生有自信心,受亚洲哲学浸染的学生没自信心;美国哲学下的学生傲慢,亚洲哲学下的学生谦逊。新经济要求我们拥有改变一切的勇气,未来科技和工业、经济三者结合得更加紧密,人类的生产力将日新月异,新事物将层出不穷,只要勇于改变一切,就会取得成功。杨振宁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他对亚洲哲学的批评显然是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在内的。

其实,批评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体制缺乏创新意识及机制,自近代以来不绝于耳。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最重之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虚,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也;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从严复、李大钊到杨振宁,前后相隔百余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却惊人的相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则包括观念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理论创新等。不难看出,现代法治是保障创新的重要体制和机制,她推崇人格平等、权利神圣、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她保护知识产权,为人们创造发明的天才之火再添加一把把利益之油;她使人免于恐怖、免于匮乏,安居乐业,等等。可以说,创新的实质是自由,而现代法治正是人类自由的钢铁卫士。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体制弊端之大,莫过于缺乏并扼制创新自由精神。今天当我们设计现代法治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她对创新有益吗?


中国需要辛普森

辛炳辰

针对邱兴华案二审时公诉人不同意对其进行精神鉴定一事,12月10日,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何兵等人通过网络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庭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群众为之愕然,杀人恶魔本是罪有应得,何来非议?但法学家们所关注和期待的,是对程序正义的宣扬,是对司法鉴定制度现存弊端的责问。这让我想到了辛普森。中国需要辛普森,司法也需要程序正义。脱离程序正义的审判结果,违背了人权,也永远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辛普森,美国著名橄榄球明星,1994年被控谋杀前妻,经过控辩双方历时474天的唇枪舌剑,辛普森终因微小的证据不充分而逃脱了刑事罪名,陪审团裁定其无罪释放。12年后辛普森准备出版新书《假如我干了》,以假设的口吻回顾当年的杀妻案,还将在电视节目中叙述曾经矢口否认的谋杀过程。
   其实辛普森案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一种较量,但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并不能作为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的佐证,只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了使公民的人权得到基本的保障,从无罪推定入手,实现程序的正义。从现在看来,或许放纵了辛普森,但实际的效果是使人们增加了对法律的信心,增加了对自己人权保护的意识。试想,如果因为逃脱了一个辛普森,而挽救了更多因为程序弊端,无端受冤的人,那的确是实现了法的社会价值。辛普森案换来的是程序正义,是避免了刑讯逼供,是维护了沉默权,是对证据规则的最好解释。所以对辛普森案的审判,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承诺,是保护人权的宣言!
   诚然,历史放纵了一个辛普森,甚至更多的辛普森,但为了社会全局的正义和法律至高的理念,这是必须牺牲的。在中国目前法制的情况下,由于受几千年法律传统,儒家善恶标准的影响,更需强调程序的公正。中国需要辛普森,不是为了邱兴华,而是为了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在民众朴素的正义观中,杀人偿命是天理。然而,我们将死刑案件付诸刑事司法审判,就是为了摆脱野蛮的报应,实现文明。走在法治之路上的国人,应该有更宽容和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邱兴华的司法鉴定,以及法学家们不遗余力的呼吁。更为关键的是,对于法官而言,于沸腾的民意之间,必须秉持法律人的理性。让民意的归民意,让法律的归法律,这样的选择是法治之必然,也是民众之福祉而非民意之背离。
   中国需要辛普森,需要程序正义!让自由女神的火炬也来照亮我们的眼睛,为了我们至高的人权,为了我们永恒的正义!不仅为了邱兴华,而是更多的人!
   而我,甘愿做一个人权战士,去奔走,去呼唤,去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