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2008年保险中介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保监中介〔2008〕154号


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

　　为贯彻2008年全保会精神，促进保险中介行业健康发展，现将《2008年保险中介监管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落实。

　　特此通知

　　 　　 　　 　　 　　 　　 　　 　　 　　二○○八年二月二日

2008年保险中介监管工作要点　　

　　2008年，保险中介监管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保会精神，贯彻落实保监会《关于保险中介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保监发〔2007〕107号），以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为核心，扎实推进保险中介市场基础建设，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加大检查力度，维护好保险中介市场秩序和市场信用，促进保险中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和保险业发展。

　　一、加强保险中介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

　　在制度建设方面，完成《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和《兼业代理管理规定》的修订工作，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做好培训、舆论宣传等颁布实施工作；借鉴国际上保险营销管理制度经验，建立保险营销员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探索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保险营销员管理制度；配合保险行业协会，研究制订并颁布保险代理合同范本，研究保险中介行业标准化建设。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继续完成保险中介信息系统建设。做好“保险营销员管理信息系统”全面推行工作；完成“保险兼业代理管理信息系统”、“保险专业中介和人员管理信息系统”以及“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启动“保险中介稽核系统”的开发工作。

　　在执行力建设方面，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中介监管系统执行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水平，努力建立服务型保险中介监管体系。

　　二、加强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权益的保护力度

　　从建章立制的角度贯彻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权益的保护原则，完善对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手段和处罚措施。在现场检查方面，要以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为重点，加强对中介市场的监管。重点关注和打击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性的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如销售误导、假冒保险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或诈骗活动、伪造或者变造保单、以类似于传销或者非法集资的手段进行违规营销活动等行为；严肃查处保险营销员和中介机构欺骗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挪用侵占保险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提倡公平竞争，严厉打击低价倾销、依靠行政权利及垄断地位索要高额手续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制止保险中介机构以虚开发票、参与制造假退费、假赔案等方式为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规行为。

　　督促保险公司改进内部管理，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其营销员和代理渠道的管理，健全委托销售协议，规范两核业务流程，规范单证领用程序，规范保费结算办法，落实管理责任，逐步建立保险销售和保险事故索赔的服务规范，防范化解市场风险。探索建立专业保险代理和经纪机构客户回访制度。

　　三、加强保险中介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以保险营销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广为契机，完善全国联网的管理信息平台，落实保险营销员的市场行为监管，建立保险营销员诚信档案，加大社会信息披露力度，发挥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构建保险营销诚信文化。

　　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营销员的管理，提升保险营销服务质量，改善保险营销员收入待遇，完善营销员权益保障制度。要按照《劳动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要求，严格员工制与代理制保险营销的管理界限，规范代理合同。开通营销员投诉渠道，完善营销员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建立保险行业协会保险营销专业委员会，发挥协会和各保险公司力量，有计划地主动协助保险营销员疏通参加社保的渠道。对个别基层保险机构存在挤占、克扣营销员佣金和管理费用的问题，要密切关注，严肃查处，对于处理不力，酿成群体性事件的，要严肃追究保险公司总分公司的责任。表彰保险营销员先进典型，加强对营销员的宣传和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舆论氛围。

　　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通过保监局和保险行业协会等多种渠道，加强保险中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提高高级管理人员素质，提升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提高保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和营销员的整体素质，建立继续教育机构的末位淘汰机制。

　　四、加强对保险中介行业的指导

　　指导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开展深层次合作。建立保险中介与保险公司的和谐关系，提高市场效率，实现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共赢发展。包括：推介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合作的成功模式，支持双方扩大合作领域，拓宽在产品开发、业务管理、市场拓展、广告宣传、人员培训、理赔服务等领域的合作。

　　指导行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成立独立的保险中介行业协会。指导行业协会建立经纪师、公估师评审制度。将保险营销员分类管理，经纪师和公估师管理等工作逐步移交到行业协会。探索建立保险公估行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探索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会员、信息交流、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

　　继续做好《中国风险管理报告》编制工作。选择具有一定研究力量的中介机构，与相关行业合作开展行业风险管理研究工作，增强保险中介机构在行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加强行业内外风险管理交流，提升保险业风险管理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五、推进保险中介创新

　　推进相互代理创新，总结保险集团框架内保险公司相互代理的经验，研究建立非集团框架内保险公司相互代理制度，制定《保险公司相互代理管理制度》，促进相互代理保险业务健康发展；推进组织形式创新，鼓励保险中介集团化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上市融资，鼓励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类资本投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调研保险中介组织形式创新的特点，明确相应的管理措施；研究制订相关政策，积极鼓励保险中介机构立足渠道特点，加强对客户保险需求的研究，为开发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发挥积极的作用，满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需求；推进经营模式创新，鼓励保险中介机构结合区域特点和市场实际，创新经营模式，挖掘市场潜力，拓展服务领域，调研并推广保险中介机构在经营模式创新方面的先进经验，提升专业中介的竞争力。保险中介创新应当注意合法合规，不损害保险消费者、中介从业人员以及行业利益。

　　六、建立保险中介社会评价体系

　　建立独立第三方的保险中介机构评价体系对增强市场透明度，促进消费者与保险中介以及保险公司与中介机构的合作，提升保险中介的专业水平都有积极的意义。2008年，我们要在推动保险中介社会评价体系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通过沟通协调保监会机关有关部门、各保监局、各保险机构、承办方等相关单位，积极稳妥搞好系统测试、数据采集、报告撰写、信息披露、监管利用等各项工作，力争年内建成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价体系。
沉默与控权

陇夫

　 近年来，在我国要不要建立沉默权制度的争论不断见诸有关报章杂志。在本文中，我无意介入该问题的争论，只是想说明，沉默权制度的设定与否，不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问题（当然，这很重要），而且涉及更深层次意义的国家权力控制。如果把沉默权的设置仅仅限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的重要性，但还不能足以说明设置它的必要。特别是在中国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将沉默权视为对“坏人”的权利保护。因此，为说明设立沉默权之必要，需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确证设立它的理由。

　 可以肯定，论证沉默权制度设定的必要，首要原因当然在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而设定沉默权，不仅取决于我们已知的人性———任何人都不愿意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因此，哪怕是国家有权机关也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即使事实已经表明犯罪嫌疑人员具备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但当我们论证到这里时，已经蕴含着一个基本的道理：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设定与保护，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不强迫犯罪嫌疑人作有害于自己的陈述，就意味着国家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他们保持沉默时，就不能说人家“死猪不怕开水烫”，并在量刑时作为“加重”或“从重”的情节。

　 自从近代以来，人类虽然没有放弃利用国家权力来组织社会、构成秩序、造福民众，但以往历史上权力作恶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痛楚，使人们对权力的提防与对它的利用同样重视。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悲剧和痛苦，远胜于个人犯罪。于是，在权力能够出没的任何道口，制度设计者们都精心地、理智地加设了坚固的控权闸门。其中最重要的控权式之一就是唤醒公民对于权利的自治、自重和自持，就是通过人们“认真地对待权利”以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因为权利与权力间在量上是反比关系。于是，无罪推定、沉默权———不得强迫被告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就构成了一种在司法活动中利用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的坚强而有效的防线。

　 显然，这种制度设置及其观念，是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制

　 度设置及其观念背道而驰的。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则已跃然纸上，但有关它的观念及其配套制度还告阙如。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呈现为难以粘连的两张皮。其结果是不仅损害司法工作者的形象，而且损害整个法制的信誉。

　 这样讲，当然无意否定我们的司法工作者的辛劳，并且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他们的辛劳。因为此种辛劳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的当然产物，是一种既存的事实。但无需回避的是：我们也不难发现重视口供、否定沉默权的缺席及观念具有种种缺陷：

　 其一、容易助长司法者的惰性，遏制司法者素质的成长。作为解决两造纠纷之第三者，司法者素质需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主体，这是现代法治对司法者的基本要求。这种素质首要地体现为司法者获知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果司法者非要通过嫌疑人的口供才能确定案件事实，这虽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预期效果，但它也是以可能导致错案的高风险为代价的。同时，对当事人口供的过分依赖，使司法者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只要能使嫌疑人开口说话，便万事大吉。从而司法者往往不是用智慧办案，而是用武力恐吓等简单粗糙的方式办案。对“沉默权”的否定，就是对司法者无能的肯定。这样一来，司法者在社会主体的心目中不是温文尔雅，以理服人的文化人，而是粗鲁暴躁、以力服人的一介武夫。可见，虽然沉默权可能节省某种经济的成本，但也可能浪费难以数计的社会成本。

　 其二、容易导致枉纵现象。“不枉不纵”，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司法效果的期望。作为期望，它的美好自不必言。但美好理想需合适工具来兑现。否则，只能导致借美好理想的“道德专制”。可以说，“不枉不纵”只是对司法者的一种道德期望，它在制度上的安排只能是当“罪疑”之时，既不实行“无罪推定”，也不实行“有罪推定”。这看上去确实中庸客观，但实行起来只能是要么枉、要么纵，而我们期望的“不枉不纵”也许会烟消云散。然而，否定了沉默权，未必能实现预想的“不枉不纵”。因为在“猎手”的素质止步不前的情形下，“狡猾的狐狸”往往能以花言巧语骗过猎手。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容易放纵权力，使人们对权力失去起码的信任。近世以来，人类把法制建设的重点投向对权力的法律控制———从而有所谓法治，这是因为人们深刻认识到了权力为恶的事实。权力应当是道义的化身，但它并不总是道义的化身。相反，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控制，它往往借助道义为恶。对沉默权的剥夺，事实上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放纵。因为只有公权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剥夺嫌疑人的沉默权。于是，刑讯逼供、罪疑存有、粗暴武断等等就在所难免。在此情形下，要人们信任权力，并继续把权力当作道义的化身，显然是勉为其难。然而，人类要有序地生存，就一刻也不能缺少权力。放逐权力的无政府主义，同权力给人们安排一切的政府万能主义一样，虽然不乏理想，但毫无有利可言。这样，否定沉默权—权力放纵—权力失信—社会无序—强化权力，就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恶循环”。

　 由重视口供、否定沉默权所带来的这些缺陷，再反思沉默权设定的必要性，似乎可以顺理成章了。不过，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沉默权的设定，需与控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关联。因为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拂去对沉默权需以昂贵费用为代价的恐惧；才能痛下决心，改变司法者素质普遍低下的境况；才能防患未然，革去权力为恶的制度基石。

　 末了，还不得不画蛇添足的是：上面的论述，绝不是主张国家应轻视对社会犯罪现象的必要惩治，更不是为社会犯罪现象进行任何意义的辩护和开脱。我所要表达的只是：只有当国家权力没有作恶的条件时，它才有资格更好地惩治罪恶；而沉默权的设定，有利于清洁权力内部的肮脏，降低权力为恶的可能，从而更好地实现权力的应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