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旅游业促进条例
　　
2008年12月30日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09年3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展旅游产业、从事旅游经营、进行旅游活动以及实施旅游监督管理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旅游产业应当坚持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有效保护与科学利用相结合，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行业自律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实施旅游带动发展规划。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游工作联动机制，制定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协调解决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条　市和区（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市场监管、旅游公共服务职能，负责本行政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组织协调、规划编制、资源保护开发指导、产品宣传、市场秩序维护等工作。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保障和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建立诚信经营、失信惩戒、失信复议等行业自律制度，规范行业竞争，开展行业培训，为会员提供市场拓展、产品推介、交流合作等服务。
第二章　旅游产业扶持
　　第七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产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旅游产业发展中优先保障旅游基础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优先支持重大旅游产业项目建设。
　　第八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旅游行政管理、旅游规划编制、旅游宣传促销等项开支。
　　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加。
　　第九条　市和区（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和评估，建立旅游资源档案，指导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十条　旅游项目建设在立项时应当书面征求市和区（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有关建设程序报批。
　　旅游城镇、特色旅游街、历史文化景点、旅游景区和重大旅游建设项目，在规划条件制定阶段，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听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旅游景区（点）外联道路建设规划、旅游客运线路及站点规划时，应当听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对于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旅游项目，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鼓励农村集体土地依法流转。
　　第十二条　旅游城镇、旅游景区和旅游通道的旅游标识标牌、紧急救援设施、旅游集散中心、旅游信息服务设施、汽车营地、汽车租赁服务站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应当纳入工程规划，实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产。
　　第十三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提供信息和政策扶持等方式，促进具有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保护、研发、生产、销售。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旅游商品开发项目，其经营者、权利人可以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政府资金扶持。
　　第十四条　利用境内外知名品牌节庆会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或者依托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商务、体育、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开发旅游产品的，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项目引进奖励和旅游产品策划、包装、宣传、推介等支持。
　　第十五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旅游人才培养规划，制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开展旅游人才培养的政策，加大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促进旅游科研、旅游教学和旅游职业培训工作，培养旅游专业人才。
　　第十六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旅游信息网络管理系统，定期向公众发布相关旅游信息，并在机场、火车站、城市广场、旅游景区（点）、旅游集散中心等游客相对集中的场所，设置旅游信息多媒体设施，为旅游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第十七条　在本市从事农家乐旅游经营活动的，其旅游服务设施、食品卫生、垃圾处理、污水排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本市鼓励农家乐旅游向乡村度假旅游转型升级，对全市重点乡村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给予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配套等政策支持。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可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委托旅行社安排交通、住宿、餐饮、会务等公务活动服务事项。
　　第十九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旅游市场规范
　　第二十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涉旅安全防范和监管工作机制，配置旅游紧急救援设备，建立旅游紧急救援服务体系。
　　旅游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处置旅游安全责任事故。
　　第二十一条　旅行社因接待、招徕旅游者，与其他旅游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的，应当选择具有法定资质的旅游经营者为服务提供方，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旅行社使用旅游客运汽车、船舶运送旅游者的，应当选择具备旅游客运资质的运输企业为汽车、船舶提供方。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应当与导游、领队等本单位招用的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旅行社之间需要互相借用导游人员带团的，双方应当签订《借用劳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旅行社使用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导游带团的，应当与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签订《劳务派遣用工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招用导游、领队人员的，其支付导游的月工资不得低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旅行社应当依法为导游、领队人员办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为派遣带团的导游、领队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旅行社委派导游、领队人员出团时，不得向其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导游人员服务质量评价管理体系，对导游服务质量实行等级管理。
　　旅行社、导游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市导游人员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导游人员信息档案，及时、准确记录导游培训、奖惩、调动、趟次服务质量评价等动态信息，并及时报告所在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导游趟次服务质量评价、游客满意度及导游等级评定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导游年审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旅游景区（点）及周围尾随、纠缠、诱骗、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接受有偿服务；或者擅自摆摊、圈地、占点妨碍旅游者观光、摄影。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星级乡村酒店以及纳入旅游统计的社会旅馆、星级农家乐、餐饮、购物、娱乐等接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标准的统计台帐和核算制度，并按规定准确及时地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旅游统计资料。
　　第二十七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服务质量标准和规范，引导旅游景区（点）、旅行社、星级饭店、社会旅馆、乡村酒店、农家乐等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提升服务质量。
　　旅游服务质量等级的评定和复核由旅游服务质量等级评定机构负责。
第四章　旅游者权利保障
　　第二十八条　旅游者有权了解旅游活动安排、服务项目、标准、费用等真实情况；有权拒绝购买旅游经营者推荐的旅游商品；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合同以外的服务；享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九条　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提供安全、真实、可靠的游览线路、交通工具、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旅游服务信息，不得作虚假的诱导宣传。
　　第三十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级旅游景区在国家法定假期以及举办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游客流量、最大接待容量、最佳接待容量以及天气预报等信息。
　　旅游景区因修建等原因不能对外开放的，应当提前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其提前期限一般不得少于90日。
　　第三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和费用构成。国内旅游包括交通费、景点门票费、食宿费、综合服务费、保险费等；出境旅游包括前往所有旅游目的地国的签证费及由其产生的相关费用等。
　　第三十二条　旅行社经营旅游团队业务的，同团同标准的合同价格应当相对一致。在同团同标准服务中，合同价差不得超过15%。超过部分，旅行社应当退还旅游者。
　　第三十三条　旅行社经营自驾、自助游业务的，应当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并书面告知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等安全事项的情况。
　　旅行社经营自驾游业务的，应当为旅游者提供导向服务、食宿安排、联络工具、车辆应急维修以及必要的医疗救护药品用具等服务。
　　第三十四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组织旅游活动时应当为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第三十五条　旅游者应当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和旅游设施；维护旅游秩序，遵守安全和卫生管理规定，在突发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服从和配合旅行社、导游的统一组织和指挥；发生旅游纠纷时，配合旅游执法人员，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旅游市场监管应当实行联合执法检查制度。联合执法检查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市和区（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旅游执法监督机构，负责受理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查处旅行社、星级饭店、社会旅馆、乡村酒店、农家乐等旅游经营者和导游的旅游行政违法行为。
　　旅游经营者违反工商、卫生、环保、消防、治安、安全、统计等方面相关规定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市登记注册的旅游经营者在本市行政区域之外，从事违反本条例强制性规定行为的，市和区（市）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实施处罚，但是该行为在发生地已经受过处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拒不退还的，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中扣除，并处以超出合同价差15％以上部分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农家乐，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利用庭园、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田园景观和自然生态、乡村人文资源，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娱乐、运动、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的经营实体。
　　本条例所称自助游，是指旅行社为旅游者提供交通、票务、餐饮、住宿、景区（点）门票等非组团式的旅游。
　　本条例所称自驾游，是指由旅行社组织，旅游者自行驾车，并由旅行社提供相应的导向、餐饮、住宿、景区（点）门票等服务的旅游。
　　本条例所称社会旅馆，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除旅游星级饭店以外向社会提供有偿住宿的宾馆、饭店、酒店、公寓、招待所、度假村、旅店、旅社等。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9年5月12日起施行。


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妻一方负债的举证责任分配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的修改意见)

王礼仁


　　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
　　“ 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该规定将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所负的债务债务规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非常合理，而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人也是正确的。
但对于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该条并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案件，需要债权人举证，如夫妻中举债的一方下落不明或死亡，债权人凭一方借条起诉夫妻另一方偿还债务，该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又如，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本人也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解释第十八条没有解决。对此，有必要再司法解释中加以完善。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债权人应当承担局长责任。
　　鉴于目前在理论上合实践中，对于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尚存在分歧。因而，这里主要就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作一些简要分析和阐述。
　　一、为什么要举债人举证？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所负的债务，可以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举债，需要事实证明，因为离开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这一“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那么，举债的“用途事实”应当由谁证明，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夫妻一方与未举债的夫妻另一方和第三人，构成一种三角关系：
举债人




　　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 可能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

　　从上图可以看出，举债方具有多重角色：既有可能与第三人是利益共同体，也有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是利益共同体。因而，其举债也存在多重悬疑：一是可能存在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二是可能存在逃避债务。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而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对于夫妻一方的举债，涉及到一个利益均衡问题。从第三人利益来考虑，要防止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从非举债夫妻一方利益来考虑，要防止举债方与第三人是否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键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到底是由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抑或由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
　　我们认为，判断某一债务是举债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关键是由举债事实或用途来证实。而“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标准。离开了“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应当始终坚持由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非举债方不负举证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
　　如果非举债一方否认一方举债存在或认为其举债非为夫妻共同生活，则应当由举债人或第三人举证证明其举债存在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生活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在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非举债一方如果要抗辩第三人，则应就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举债一方提出因自己或家庭成员患病住院向第三人借款20000元，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存在。那么，这当然属于因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举债。如果举债人与第三人没有约定该举债为举债人个人债务，尽管举债一方与另一方约定为分别财产制，但非举债一方不能证明第三人知道其约定为分别财产制，非举债一方不得对抗第三人，应当对2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如果举债一方提出借款20000元用于自己或家庭成员治病，但没有任何住院或门诊治疗证据，用于治病的事实不能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人要求非举债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在非举债一方没有两种除外情形时，则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当举债人不能证明用于家庭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时，该举债至少存在两种悬疑：一是该债务可能是虚假，即债务是举债人与第三人合谋虚构的假债务，该债务根本不存在；二是债务可能存在，但完全用于举债人个人的非正常消费，如娱乐、赌博等。因而，离开了借款“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借款的真伪或性质。只有借款的“用途事实”，才是识别借款真伪或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试金石。因而，借款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证据。所以，必须由举债人对借款的“用途事实”进行举证。
　　二、为什么要债权人（第三人）举证？
　　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背叛第三人（与夫妻另一方串通逃债），则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替补举证责任，代替举债人举证证明其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是说，在举债方背叛第三人时，第三人第一步要完成债务存在的举证，第二步要完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
　　对于夫妻一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当由举债人举证，比较好理解，一般不会发生争议。关键是怎样理解，在举债人不能举证或不举证时，为什么要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这是因为：
　　1、从风险防范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可以防范风险，而非举债夫妻一方难以防范另一方的恶意借贷或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搞假借贷。也就是说，在借款之初，债权人拥有交易上的自由选择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所借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上的风险。即债权人在借贷前，如果本意是以夫妻双方作为债务人，而对夫妻一方缺乏信任，担心其会与另一方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担心一方属于恶意借贷等，债权人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共同实施该行为，比如，要求夫妻双方出具借条，或者由向经手借款一方提供夫妻双方同意的确凿证据（授权委托书等），甚至还可以要求举债一方提供财产担保，完全可以防止风险的发生。但对于非经手借款的夫妻一方来讲，另一方是否借款、何时借款、向谁借款、借款做什么、以及借多少，他是无法知道和控制的。在另一方不能知道和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要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科学性。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夫妻一方，非举债夫妻一方一般不能举证，只能被动地接受推定。这样，婚姻关系中的任何夫妻一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恶意借贷或消费，而另一方随时可以受到无辜牵连。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时，从主观方面来考察，在一般情况下，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只要举债人不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举债人是可以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侵害第三人权利。只有在举债一方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否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把举债说成或捏造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时，才有可能侵害第三人利益。而第三人之所以敢向夫妻一方借贷，而不征求夫妻另一方的意见，主要是基于对该借款夫妻一方的信任。那么，如果借款夫妻一方背信弃义，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恶意举债，第三人应当承担因自己的过于自信或疏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但如果反过来，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实际上就是由非借款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过失负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只会滋生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等后果的发生。
　　2、从逻辑推论上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判断某一具体债务是夫妻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按其求真规则或方法，也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果第三人不能举证，也应当推定第三人与一方的举债事实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是假，非举债一方的抗辩是真。因为如前所述，第三人在向夫妻一方借贷时，有条件取得另一方的认可，而他没有征求另一方的意见，这就难以排除举债方有恶意举债或与第三人串通作假的可能。而对于非举债一方来讲，则无法推断他没有举证时，其抗辩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假。
　　3、从举证的一般规则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前所述，举证事实有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主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属于积极事实，认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消极事实。因而，当第三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当然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当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4、从举证责任的难易程度来看，第三人比非举债一方更容易举证。有人认为，债权人作为外部第三人如何能控制债务人是否会转变债务用途？又如何证明夫妻内部是否使用了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需要或其配偶是否分享了该债务利益？债权人对此缺乏举证能力。但也应当注意到，夫妻一方单独与第三人发生的借款交易，都是由举债一方与债权人决定的，另一方完全不能预见和控制；而作为交易一方的债权人，他对夫妻一方的借贷，相对于夫妻另一方来讲，其掌握信息的程度要大得多，其控制风险的能力要强得多。同时，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的单独借贷，对于非举债夫妻一方来讲，非举债一方也属于不能掌握、不能控制信息的外部人。而相对于非举债一方，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又是内部人。因而，两者相比，非借款夫妻一方离借款交易的距离或环境比债权人更远，更难举证，第三人则更容易一些。
　　5、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世界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对于未经合意或授权的一方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表见代理。也就是说，对于一方的举债，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要么是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要么就要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对于一方因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另一方没有法定抗辩事由，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一方虽然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亦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他方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第三人要么就应当证明一方的举债，属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内的举债，要么就要对一方或双方抗辩的非日常生活需要举债，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总之，第三人应当承担合理的举证责任。如果第三人既不能证明夫妻一方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家事代理），又不能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他方当然可以对抗第三人。因为，从理论上讲，夫妻一方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只有夫妻一方的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这也是家事代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因而，直接推定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超过了家事代理的范围，第三人就要举证证明举债人的举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只有举债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时，对一方超过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举债，另一方才能承担连带责任。可见，保护第三人利益，主要是在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和表见代理范围内保护。
　　综上所述，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是由第三人举证，还是由非举债夫妻一方举证，两者相比，由第三人举证，可以预防风险，成本较小，举证更容易。从正义或公平的角度来考察，在交易中，如果产生的利益效果相同，而一方付出的成本较之另一方要小得多，法律就应当将责任转加于付出较少成本的的一方。因而，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由第三人举证，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同时，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第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