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北京中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华龙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


一、 案情介绍
原告：北京中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公司）
被告：上海华龙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等（以下简称华龙公司）
案由：担保合同纠纷
原告中色公司诉称
2000年7月，华龙公司向中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集团）提出借款申请，因华龙公司不属于中色集团下属企业，所以由我公司作为担保人，三方于2000年7月5日签订《内部资金调拔使用协议》，借款金额100万元，期限三个月，自2000年7月10日至2000年10月10日止，我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中色集团于2000年7月13日将100万元汇入华龙公司账号。2000年10月10日，华龙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于2000年10月31日以北京中华建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和华龙公司名义向中色集团提交《工作汇报》，解释未按期还款的原因，并请求延长借款期限。2001年12月，中色集团要求我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代华龙公司偿还借款。2001年12月31日，我公司代华龙公司偿还100万元。但至今华龙公司未将100万元归还给我公司。经调查华龙公司档案，发现华龙公司系1997年9月设立，由建设部建设规划研究所（上海）投资250万元、国龙公司投资250万元、东亚公司投资180万元、健风集团投资160万元、鸿大公司投资160万元共同设立的。华龙公司于2002年12月4日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进行清算，该公司已无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也下落不明。华龙公司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实物出资。虽然上海浦南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了《验资报告》，称实物资产1000万元均已到位，但只附有东亚集团、国龙公司购买钢材的发票，此外再无其它出资证明材料。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注册资金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注册资本中以实物出资的，公司章程应当就实物转移的方式、期限等做出规定。实物中须办理过户手续的，公司应当于成立后半年内办理过户手续，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第二十三条“对股东或者发起人以非货币出资，未按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报公司登记备案，或者备案内容与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不符的，视为虚假出资”的规定，鸿大公司、东亚集团、健风集团、建设部建设规划研究所（上海）对华龙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虚假出资行为。又查，建设部建设规划研究所（上海）未在工商登记注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设立法人主体是中华建公司。国龙公司已被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9年吊销营业执照。根据最高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被吊销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诉讼，可以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规定,确定本案被告为华龙公司、中华建公司、鸿大公司、东亚公司、健风集团、国龙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执行法人制度的问题的规定：“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时，注册资金不实的，由开办单位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华龙公司返还我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100万元；判令中华建公司、东亚集团、鸿大公司、健风集团、国龙公司与华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100万元的责任。
被告华龙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法院查明和认定的事实
2000年7月5日，华龙公司与中色集团签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协议》，约定：中色集团调拨给华龙公司资金100万元用于市场开拓，资金使用期限为3个月，即从2000年7月10日起至2000年10月10日止。中色集团向华龙公司收取资金占用费2万元，该费用在还本时一次性付清。中色公司在合同担保人处加盖了公章。
2000年7月13日，中色集团按《内部资金调拨使用协议》向华龙公司拨款100万元。2000年10月31日，北京中华建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与华龙公司共同向中色集团出具了一份《工作汇报》，在其中第二部分“几项请求和希望”项下第三条的内容为：“原北京中华建，华龙公司在七月中旬，因市场开拓的需要，向集团公司借的100万元款项，原定借期三个月，已经到期。但因工程款回收不及，归还时间请求集团公司给予宽容延，延期三个月至一月中旬连本带利一并归还”。2001年12月31日，中色公司代华龙公司向中色集团偿还了100万元。华龙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均为实物资产，由国龙公司（出资250万元）、建设部建设规划设计研究所（上海）（出资250万元）、东亚集团（出资180万元）、鸿大公司（出资160万元）、健风集团（出资160万元）组建。
华龙公司于2002年12月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国龙公司于1999年8月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另查，中色公司曾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向华龙公司、东亚公司、鸿大公司、中华建公司、健风集团提起清算责任赔偿纠纷诉讼，后于2003年12月8日经法院准许撤诉。建设部建设规划设计研究所（上海）是中华建公司为开展工程设计业务在上海设立的临时办事机构，没有在工商局注册，不具有法人资格。
再查，华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该公司的股东未对中色公司进行清算。华龙公司与中色集团之间的借款纠纷未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处理。
二、法院判决要旨
华龙公司与中色集团之间设立了借款合同，中色公司为华龙公司向中色集团偿还借款提供了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三方同时又设立了担保合同。由于中色集团并非金融机构，其无权向华龙公司出借资金，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归于无效。在此情况下，作为从合同的中色公司与中色集团、华龙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的效力也归于无效。
债权人中色集团、债务人华龙公司、保证人中色公司各自对于中色集团不具有向其他企业出借资金的资格应当均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中色集团、华龙公司、中色公司对于担保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第九条规定，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中色公司应当承担的数额不应当超过华龙公司不能向中色集团清偿的部分的三分之一。由于没有证据证明中色集团曾向华龙公司主张过债权和华龙公司清偿债务的情况，因此华龙公司不能向中色集团清偿的部分属于未明确的状态。在此情况下，中色公司自行向中色集团承担了偿还全部借款的责任，已超过了其应承担的法定责任的范围，这属于是其自己处分权利的行为，与华龙公司无关，法院不予干涉。但中色公司不得据此而要求华龙公司全额返还其所偿还的款项，其可向华龙公司追偿的款项应以其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为限。但在本案中，中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华龙公司未能向中色集团清偿债务的数额，因此影响到对中色公司应当承担的具体数额的认定，也就无法确认中色公司可以向华龙公司追偿的数额。
华龙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单位，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由于中色公司无法证明其对华龙公司债权的具体数额，在无法要求华龙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下，也无法要求华龙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另外，基于本案的情况，中色公司要求华龙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无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认为，中色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原告北京中色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 对本案事实、责任的认定及相关法理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担保人中色公司在因主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时是否要承担责任，所承担的责任究竟是何性质，以及承担完该责任后是否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问题。由此，引起以下六个法律问题：
㈠关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
如前所述，华龙公司与中色集团之间设立了借款合同，中色公司为华龙公司向中色集团偿还借款提供了保证，三方同时又设立了担保合同。而根据《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 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由于中色集团并非金融机构，无权向华龙公司出借资金，故其与华龙公司两个企业之间的拆借资金行为违反了金融法规，借款合同应当归于无效。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一方面，借款合同是主合同，保证合同是从合同，具有附随性和从属性，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一般也无效。这是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完全可以对主从合同的关系作出特殊约定，即使主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保证合同仍然有效，这体现了保证的相对独立性。但在本案中，双方在保证合同中并没有另行约定这种使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的条款。故本案中，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全部无效。
㈡无效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
保证合同作为一种从合同，如果被确认为无效，仅意味着合同规定的保证人的保证义务不能履行，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注意：保证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因保证合同而生，下文中有详细阐述）。但这并不表明不发生任何法律后果。需明确，保证合同无效，只是不能依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此时如果保证人有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却可能产生其他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中色公司一直认为其代偿100万元的行为是履行了保证责任，显然是对这一概念存在混淆。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里保证人的过错应作较为广义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况：一是明知或应知主合同无效仍然提供保证；二是通过提供保证诱使无效的主合同订立，进而使债权人发生损失。本案即属于第一种情况。在本案中，债权人中色集团、债务人华龙公司、保证人中色公司各自对于中色集团不具有向其他企业出借资金的资格应当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中色集团、华龙公司、中色公司对于担保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因此，各方应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其相应的民事责任。
㈢无效保证责任性质的认定
前文已述，无效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是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该责任既然不是保证责任（一种合同责任），那又究竟属何种性质呢？颇值探讨。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该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保证合同虽因主合同无效而归于无效，但保证人对于合同的无效是有过错的，可以理解为保证人促使了无效主合同的存在，进而使债权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故应对债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种责任亦非缔约过失责任。因为保证人并非主合同的当事人，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应发生在缔约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根据保证的附从性，由于主债权债务无效而导致保证合同亦无效后，保证人就无效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并非保证责任，而是非从属于主债务的独立责任，这种责任是过错责任。此时保证人担保的并非主债权债务的履行，而实质上是担保主债权债务无效后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赔偿，故此时保证合同实为损害担保合同（这里可以借鉴台湾民法确立的损害担保制度）。故笔者认为，该类民事责任的性质仍应定为缔约过失责任为宜，其责任方式是赔偿损失。
首先需阐明：①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过失的违反先合同义务时所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先合同义务是随着缔约人双方为成立合同互相接触磋商逐渐产生的注意义务，包括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些义务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故学说上亦称附随义务。②缔约过失责任既不同于合同责任，亦不同于侵权责任，所以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连同合同责任、侵权责任等共同构成民事责任体系。换句话说，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行为、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债的发生根据。③缔约过失责任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首次提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其主旨是要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一种信赖利益，即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而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对信赖该合同能有效成立的另一方当事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生的损害。
在本案中，各方理应知晓“企业之间不得非法拆借资金”这一规定，但各方却违背该注意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置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于不顾，而签订了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故各方对合同的无效主观上均有过失。另外，保证合同做为合同的一种，保证人做为保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为债权人），当保证合同无效时，当然有余地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唯应注意的是，保证人此时所承担的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并非保证责任，而是根据保证合同与主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负担起主债权人因为保证合同无效而对主债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㈣无效保证责任与（有效）保证责任的区别
①责任性质不同。保证责任属于合同责任，保证人承担的是一种对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的补充责任，不以保证人有过错为条件，是一种他人责任；而无效保证的过错赔偿责任属于合同外责任，保证人承担的是对自身过错所负担的责任，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自己责任。
②责任范围不同。保证责任的赔偿范围是履行利益损失；无效保证责任的赔偿范围为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信赖利益一般小于履行利益，故无效保证责任之强度一般低于保证责任。
③责任形式不同。有效保证中，保证人若不履行保证合同规定的义务，那么，他将承担违约的法律后果，包括支付违约金、赔偿金及继续履行合同等；而无效保证的保证人承担的是赔偿损失的责任，没有支付违约金和继续履行合同等方式。
④责任根据不同。在有效的保证中，保证责任是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创设的；而无效保证中，保证人的赔偿责任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⑤责任时效、期间不同。在有效保证中，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为保证期间，该期间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亦可由法律直接规定；在无效保证中，保证人的赔偿责任从时间上只受时效的限制，时效从损失开始之日起算。
㈤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法律责任
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又根据《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因此，保证人承担法定责任的范围应为“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在本案中，中色公司自行向中色集团承担了偿还全部借款的责任，已超过了其应承担的法定责任范围。对于超出的部分，应当理解为其自由行使处分权的行为，与被告华龙公司无关，故法院对此并不加以干涉。
㈥关于保证人追偿权的问题
目前学界谈到追偿权的问题一般均引用《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也即是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追偿权的片面理解，因为当保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保证人不是承担保证责任，而是承担因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故追偿权还应包括保证人承担了无效保证责任后所应享有的追偿权。须知，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因过错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从维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保证人因保证合同无效而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维护保证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享有追偿权。这在《解释》第九条已做了明确规定：“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因此，应当对两种追偿权做出区分：一种是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根据《担保法》第31条）；另一种是承担无效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根据《解释》第9条）。保证人由于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而享有对债务人不同的追偿权。本案中，保证人中色公司显然未对两种追偿权做出区分，以致于对追偿权所能行使的效力范围也产生了误认和混淆。另外，根据《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①一般情况下基于保证责任的追偿权，保证人可向债务人主张偿还其已代为清偿的全部债务；②而基于无效保证责任的追偿权的行使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债务人“不能清偿”，保证人自愿代偿则不享有此种追偿权；二是保证人的追偿范围以其法定责任范围为限，即“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对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则不享有追偿权。
因此，本案中担保人中色公司虽承担了偿还全部借款的责任，但其所承担的无效保证责任的法定范围应为“华龙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故中色公司仅对于该部分享有追偿权。另外，需明确，“债务人不能清偿”并不等于“债务人不清偿”，前者要考虑到债务人具体可供执行的财产问题，后者并不以债务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条件，只要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便满足“债务人不清偿”这一条件。“不能清偿”这一条件显然要严于“不清偿”这一条件。而在本案中，一方面债务人华龙公司根本没有开始清偿债务，当然就更谈不上其不能清偿债务了；另一方面，中色公司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华龙公司不能向中色集团清偿债务的数额，因此影响到法院对中色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数额的认定，同时也就无法确认中色公司可以向华龙公司追偿的数额。因此，法院判决驳回中色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另外，由于中色公司无法证明其对华龙公司债权（追偿权）的具体数额，所以其无法要求华龙公司承担责任，在此前提下，中色公司当然也无法要求华龙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故法院对于中色公司要求华龙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主张不予支持，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原告中色公司虽然代华龙公司清偿了100万元的借款，但显然其对已经承担的还款责任的性质存在误解，该责任并非保证责任，而是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正因为如此，其对债务人华龙公司追偿权的行使，就不能如承担了保证责任后那样对债务人有完全的追偿权，而只能对法定的“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享有追偿权。最后，还要提到一点的是，保证人虽不能向债务人追偿，但却可以向债权人以不当得利主张其返还该笔款项。这不失为一条救济途径。
本文初步探讨了无效保证责任与保证责任的性质及其区别，以及保证人由于所承担的责任性质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追偿权这一问题。因笔力所限，疏失定然难免，诚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教！。
本文依据：（2004）海民初字第10756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大学2003级法律硕士 康凯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戴国）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渎职案件法院量刑偏轻现象较为突出,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较为普遍,渎职犯罪判决轻刑化的趋势对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下面笔者以2009年至2012年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所办理的渎职犯罪案件为例,对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一、渎职犯罪案件判决情况 　　　　

　　2009年至2012年淅川县检察院共立渎职案件33件46人,全部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全部为轻刑。其中, 7人被判实刑(2人为有期徒刑六个月,5人为拘役),39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占有罪判决的84.8%。渎职犯罪案件量刑偏轻可见一斑。 　　

　　二、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1、法定刑偏低。渎职犯罪共涉及37个罪名,在刑种设置上只有主刑,没有附加刑;主刑只有拘役和有期徒刑,除徇私舞弊和私放在押人员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外,其余罪名最高刑期均不超过十年。这种单一的刑种、偏低的量刑幅度让大多数的渎职侵权犯罪具有了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能,也就是说具备了适用宣告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前提条件。

　　2、标准不统一。渎职犯罪大多为情节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判予刑罚,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判处更重的刑罚,但对于何谓情节严重、特别严重,刑法没有予以明确。导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和重特大标准,与法院系统规定的标准不一致。如该院在办理该县林业局李某(正科级)滥用职权一案时,起诉时认定李某滥用职权套取国家该项目资金为160万元,法院以其中71万元无法落实为由最终认定89万元,判处李某拘役三个月。法院常常将检察机关认定的重特大案件放在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内判刑。 　

　　3、认识不到位。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尤其在损失后果方面,渎职犯罪往往动辄就造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经济损失,或者多人伤亡的悲惨后果。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贪污贿赂犯罪的标准来界定渎职犯罪,往往以行为人个人没有得到好处为由来否定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甚至仅仅把这当做是工作失误而否定渎职犯罪的存在,认为通过教育或者给予纪律处分就可以了,往往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等理由到检察机关说情,甚至给检察机关施以压力。特别是2007年《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实施后,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为了不被开除,渎职犯罪行为人甚至其单位领导都会去做各方面的工作,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陡然增多。

　　4、审判监督乏力。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实践中,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配合多于制约。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参与机关只有检法两院,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往往满足于拿到法院判决有罪,而忽视了对审判结果(是否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监督。据统计, 2009年至2012年淅川县院公诉部门共对法院的14起刑事案件提起抗诉,但没有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三、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的负面影响

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的这种客观结果在多个方面冲击、掣肘检察机关的渎职犯罪防控能力。

　　一是导致检察机关在外界质疑、自身质疑中无所适从,士气不振。当前一些渎侦干警对查办渎职犯罪案件存在严重畏难情绪、畏惧心理,与渎职犯罪轻刑化具有直接的关联。

　　二是弱化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作用,影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检察机关通过执法活动监督各级国家机关执法状况的宪法立意无形中被限制与剥夺。

　　三是压缩检察机关开展渎职犯罪防控空间。轻刑化之下,检察机关对发案单位的管理建议、教育训导缺乏底气,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一些发案单位领导甚至认为检察机关办错了案,抵触各种检察建议。

　　四是增加了渎职犯罪防控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助长了渎职犯罪的部门保护、地区保护、行业保护现象,弱化人民群众支持检察机关反渎职犯罪的热情,恶化了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环境。如果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趋势不及时改变,甚至进一步严重的话,本就不理想的办案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 　　　

　　四、渎职犯罪案件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1、进一步完善立法。随着法治建设的日臻完善,社会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渎职犯罪也越来越难以被容忍,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大渎职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力度。一是提高渎职犯罪的法定刑。将一些罪名的最高刑期提高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彻底改变人们渎职犯罪都是轻罪的观念。二是细化量刑幅度。每个量刑幅度设置具体的参数,增强其可操作性。三是增加财产刑。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渎职犯罪给予经济上的制裁,提高犯罪成本,对能够挽回损失的附加一倍以下罚金,无法挽回损失的没收财产。 　

　　2、统一量刑标准。一是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201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正式实施,规定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名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明确渎职犯罪当中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的适用关系;明确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之外,渎职当中收受贿赂应以渎职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明确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罪名适用关系;明确国家机关上下级和集体研究形式渎职犯罪刑事责任主体认定;明确渎职犯罪追诉期限的计算;进一步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为一些特殊主体渎职犯罪的处理提供依据:明确经济损失的时间界点和经济损失的具体认定,这对解决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数罪并罚、徇私舞弊、损失后果认定以及渎职侵权犯罪处罚偏轻等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设置统一的缓免刑适用标准。2012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不如实供述罪刑的;犯有数个职务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情节或滥用职权情节恶劣的等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三是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法、检两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分歧,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联席会议的形式,进行沟通、达成共识。 　　

　　3、进一步提高认识。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渎职犯罪的危害性,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认识到渎职犯罪破坏了现有的法制环境,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充分认识到渎职犯罪的危害程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增强人民群众举报渎职犯罪的积极性,减少领导干部阻碍查办渎职犯罪的对立情绪。一是加强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教育。要对执法人员、乡镇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警示教育,通过剖析发生在身边的渎职侵权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与执法能力。二是完善制度,形成打击合力。要健全完善案件移送制度,凡瞒案不报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纳入政绩考核。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对渎职侵权犯罪采取零容忍的刑事政策,凡渎职侵权必查处;加强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查处及审判的全程监督,对判处缓刑、免刑的,实行公开听证说理制度,有利于职能部门和社会监督,防止此类案件处理上的轻刑化;司法机关要将公职党籍人员的判决书及时送达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相关部门要依据规定及时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4、加大审判监督力度。一是公诉部门充分发挥审判监督主力作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判决裁定文书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决定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法院以被告人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为由对渎职侵权犯罪被告人判处较轻的刑罚,要特别注意加强监督;对法院适用法律明显不当,量刑畸轻或畸重的,坚决抗诉。二是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检察长和分管渎职侵权工作的副检察长要积极列席审委会,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并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表意见。三是坚决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渎职侵权犯罪。要注意把监督纠正诉讼中的违法情况与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结合起来,要透过重罪轻判等现象深挖严查背后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 　　　　 　　　　

　　(作者系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检察院副检察长)